一家人其乐融融吃罢晚饭，兆琪让蜀玉和长胜到自己房中谈话。兆琪叫蜀玉坐在沙发，自己则坐在对面沙发上，长胜坐在床沿上。
“蜀玉，你说你二十一周岁了，这么说你不是你伯娘和我弟弟结婚后生的？”
“是的，我是伯娘带过来的。我伯娘，姓杨，叫杨文琼，五七年在师范学院读书时被定为右派，后来发配到西昌山区去劳动改造。五八年被公社派到山上小学当教师，同去的还有重庆大学一个右派学生，叫曲星平。因为命运相同，年龄相当，很快就有了我。他们去公社办理婚姻登记，公社头头说：两个人都是大右派，干啥子准他们结婚，右派断子绝孙才好呢。所以拒绝让我的父母登记结婚，所以我出生后一直没户口，是‘黑人’。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山里来了一帮城市来的红卫兵抓‘四类分子’批斗。把我父母抓去了，借口他们生下了我，是破坏婚姻法。后来把我也弄去了，挂牌子游街。我父亲同他们理论、辩论。红卫兵们辩不过，恼羞成怒，挥起大棒，怒打我父亲，整整打了两、三个小时，直到断气了他们才罢手。世上只剩下伯娘和我孤儿寡母俩人相依为命。因为只是个右派被打死了，根本无人过问，我们娘俩只能求人用一床破篾席裹着，挖了个土坑埋在了山上。从四岁起父母就开始教我认字做算术，一直没间断，七三年我十二岁了，伯娘所在小学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她只能单独教我学习中学课程，包括数、理、化，英语和古文。此事不知咋个传到当地造反派耳中。一天早上，山寨里的造反派冲进小学里，把我和伯娘拖到操场的土台上，挂上大木牌进行批斗。我伯娘木牌子写着：大流氓大右派杨文琼。我的木牌子写着：小流氓小右派杨书玉。当时山寨里来了省城走‘五·七’道路干校的先遣组，组长是伯伯罗鹤鸣，他见造反派带了十来个人在批斗我们，好奇地问道：这一大一小，都是女的，犯了啥子错误嘛？十几岁的小姑娘咋是右派？造反派吭哧半天说不出啥子，有一个说：“这个右派娘们成天叫小女子封资修的玩意儿。”
“啥子封资修的玩意儿？”伯伯问道。
“啥子牛顿马顿，啥子爱的死胆，还有什么爱克死、歪的东西。”
伯伯听了，好不容易憋住没笑出来，说：“小伙子，算了吧，干啥子和这对孤儿寡母过不去。你回去好好看看书，什么是牛顿，哪个是爱因斯坦，X和Y都是数学物理上的字母，不是人，没有一个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勾结，算了吧，算了吧。”
这些个造反派见我们娘俩是块石头榨不出油来，只好来个顺水推舟，把我们放了。
先遣组就住在我们小学校了。伯伯和我伯娘从此认识了。他看见伯娘天天一早就起来教我读书，中午吃了饭才下地种粮种菜。傍晚太阳落山之后我们才回来，吃了夜饭，伯娘又教我读书学习，天天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地理、历史，后来教我英文。开始是伯娘教我，后来伯伯也教我，伯伯英文很好，发音纯正，讲得很流畅。正是这样我这一次考研，英语成绩很好。先遣组筹备给干校盖宿舍，半年后宿舍盖好了，伯伯他们都搬进宿舍了，但是一早一晚他总会来看伯娘和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后来小学要复课，伯伯就带了五、六个干校的人帮我们修理窗和桌椅。两个月之后终于小学校开学了，开始只有二十五个学生，从八岁到十三岁的都有，分成五个年纪，伯娘就叫我帮她教年龄小的一、二、三年纪语文和算数。没有教材，伯娘就把六六年以前的教材找来，请伯伯利用晚上帮助刻蜡板，然后油印出来教给孩子们。伯伯乘机找来一些高中的课本让伯娘教我学习。伯娘经常帮助伯伯洗衣服洗被子，补衣服补袜子。伯伯则经常帮我们从集镇上买回来米和蜂窝煤。我们那儿是山区，只种玉米不种水稻，只能买米吃。七五年底，伯伯提出要跟伯娘结婚。当时干校领导没表示反对，叫办事人员给伯伯伯娘办好了结婚登记手续。那一年我十四岁，伯娘是四十一岁，伯伯五十五岁。伯伯给我改名叫罗蜀玉，说：‘我不让你妈妈再生育了，你就是我的女儿，是我罗家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