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考证详实，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
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 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zhan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