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时，他对新政及文祥本人最大的不满意之处，就在平等这两个字上。自幼所学，所坚持的，就是、地、君、亲、师，这种等级顺序。与这个时代大部分儒者一样，黎贵达认为，只有下位者对上位者绝对的服从，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才能使国家能集中起全部力量应付外敌。
救亡之道，不是玩什么平等、契约。而是依靠军力快建立起一个绝对的儒家顺序。以理学的严整应对北元的混乱。
为此，他与文祥等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后来对福建大都督府彻底绝望，所以才在战败之后，选择了彻底离弃破虏军。
但到了北方，离得远了，他对‘平等’二字的理解反而更加清晰了。在这里，蒙古系、色目系大臣对汉臣的轻视与欺压，纵使做了将军，也能深刻地体会到。虽然，忽必烈一再强调，不把他们这些汉人中的精英当作汉人看待，可黎贵达明白，那是因为自己此刻对大元朝廷有用。而将来，一旦自己没有用途时，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孙后代们，将永远匍匐于蒙古人及其后代脚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人不欲，亦不可施加于人！”忽必烈反复咀嚼着黎贵达的话，就像念佛经般，数遍不停。
“所以，他才试行选举，让百姓有资格监督施政者，防止他们滥用权力。而军中，儒林和朝廷很多人对此不满，纷纷出来与他做对。依臣之见，这约法会，恐怕是文贼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朝，倒是一个好的用兵机会！”黎贵达继续分析道。
文祥的性格坚忍不拔，但并非固执己见之人。除了在军务方面，他有时候会力排众意，独断独行。其他的事情，通常都会找人商量后再做。大伙商量时，可以各抒己见，但得出结论后，却不得拖延抵触。新政试行这两年多来，大都督府内部从来就不只是一种腔调在话，但由于文祥能接受大伙的建议，并倡导‘从众’与‘妥协’，所以，大伙嚷嚷过后，总是能找到一条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来。
恐怕，所谓的约法会，亦是如此。文祥看到自己的办法别人接受不了，就把各方力量集中到一处，商讨个折中策略。
“这样做，未免错过了北伐两浙，恢复旧都的大好时机！”一瞬间，黎贵达又忘记了自己此刻属于哪一方，惋惜地想。
“也许这样做了之后，内部将来有争端，却不需要用武力来解决。妙计，放在盛世中的确是个妙计。但用在此刻，却是一招臭棋！”忽必烈从沉思中回过神，抚掌叹道。
他终于明白了文祥欲做什么！汉人向来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自己大军压境，所有人当然唯文祥这个马是瞻。但此刻自己把兵马都抽调到了北方，文祥轻松得了福建和两广，地方大了，危机不在眼前了，各方势力的心思恐怕又活泛了起来。
加上文祥这个大都督府名义上本来就隶属于残宋朝廷，而残宋朝廷的威望和能力对派力量根本无法压制和平衡。这样，残宋几个月来看上去军事上顺风顺水，实际上各派力量已经面临了对决的边缘。
文祥动用武力去压，恐怕会动摇其地位和忠臣形象。于是只好先进一步，抛出个选举，再退一步，玩一招约法。一进一退之间，与各方力量讨价还价，最后通过约法来把各方力量整合于自己之手，彻底将残宋朝廷和士大夫们架空。同时利用约法，束缚住军中的实权派将领，让他们不得居功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