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的一下，所有参谋的目光都看向了杜规。几个负责筹划作战物资的参谋甚至直接抄起了算盘。
“忽必烈能从自己人手里抢到金银，却未必那能抢到足够粮食。金银用后可回收，粮食用后却只能变成大粪，并且一年只能收获一次。让退入太行山的八字军和忠义军放弃在河北，转进河东南北两路。大都督府派人向陕西诸路渗透，贩卖兵器、钢弩、扶植山贼抢劫府库，高价倒卖粮食、设法破坏春耕。这一切别打着破虏军名义，有，有伤和…..”杜规狠了狠心，话语渐渐流畅起来。如果不是到了最后决战关头，他宁愿把这个策略烂到自己肚子里。献上此计，日后史家绝对不会给他记下光辉的一笔。
去年陈吊眼北上，将两浙和山东砸了个稀烂。大都督府的人口掠夺政策又使得北元丧失了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入冬后，太行群豪和纷纷而起的草头王们破坏掉了河北大部分地区，如今，忽必烈的军粮来源只能从原本不富庶的河东南北两路（今山西、河南）以及陕西诸路征集。如果有人再把这三个重要地区的官道切断，顺便破坏掉春耕，忽必烈南下的粮食供给绝对无法保障。
忽必烈这次采取暴力手段从一部分官僚和豪强手中掠夺物资来应急，已经破坏了其统治基础，只是南方的事态展逼得他不得不破釜沉舟。熟悉商业运作的杜规得好，金银可以流转，而粮食用后却不可重使用。只要破虏军能与忽必烈在长江一线对峙几个月，没有足够粮草供应的元军要么加大从民间的劫掠力度，逼得百姓无法继续生存，揭竿而起，要么退兵北返，承认南征失败。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生，北元各地必然会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怒火中。
参谋们谁也不话了，纷纷将目光看向文祥。杜规所的战争手段已经突破了大都督府的道德底限。拉高北方粮价，破坏春耕，最先影响到的肯定是北方百姓，可以预见，一旦战事拖延到秋后，北方将饿殍遍地。
然而，不这样做，一旦忽必烈大军过江，整个江南必然白骨累累。
一直到众人散去，文祥依然没从迷茫中缓过神来。“我今所做的决定到底对还是不对？”他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却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即便文忠本人亲临，也想不出更好办法吧！”文祥叹了一声，默默地想。六年半前的一段记忆完全改变了整个大宋，在最初的时候，他可以凭借文忠对历史的回忆，对预计生的事情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如今，整个世界早已脱离了文忠记忆的轨道，到底驶向哪个方向，谁也不清楚。
按照原来的历史，五年前，邹洬兵败自杀，自己被俘。接着，6秀夫跳海，现在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宋帝赵昺已经死去。
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如今的水师统领杜浒绝食身亡，炮师领吴希奭力战而死。接着，大元朝在出征安南时，丧尽了6上精锐。出征日本时，二十万新附军被台风卷走。失去了两大武力支柱的北元被迫放弃了继续扩张。
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抢劫完大宋的北元再无目标可抢，由劫掠为支柱的经济旋即崩溃，物价飞涨，百官无俸。忽必烈父子相疑，真金病死。
而由于文忠的一段记忆，所有历史上生的大事都偏离了轨道。大元朝的精锐还在，正于破虏军纠缠不休。由于南方货币制度的启，忽必烈毅然废除了纸钞，从崩溃的边缘拯救了大元经济。就连本来该在忧虑中病死的真金，也因为大元朝面临的外部压力，稳固地坐牢了继承人之位。
一切都变了，华夏走到这一阶段，已经没有任何可预知的东西供自己参考。所有的策略都要凭自己去摸索，并且摸索的结果往往与自己的初衷背离。在一次次无奈的选择中，看着自己慢慢变得冷酷无情，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今的会议中，年青的参谋宋清浊主动承担了组织人手秘密北上，联络陕甘豪杰，破坏北元粮食生产的任务。当这个真名叫赵刑的皇室成员主动提出隐瞒身份北上时，文祥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刹那间的轻松。大都督府一致决定，今的议事内容绝不外泻，一旦宋清浊任务失败，大都督府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绝对不会承认他的作为受大都督府委派。这意味着其任务九死一生，弄不好还会身败名裂。但宋参谋还是甘之如饴地接受了这个条件。
“这是为华夏复兴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宋清浊当时的话至今依然在文祥耳边回荡。其他参与此项行动的年青人也这么认为。抱着对大都督府的无限信任，他们去筹备北上事宜。所有的年青人都相信，他们的大都督可以在关键时刻像过去一样，力挽狂澜，击溃忽必烈。而在这个时候，文祥却知道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决战没任何把握。
“有人为政者无私德！”文祥喃喃自语，声音细得像蚊蚋。背后，灯光漂白他瘦削的影子。
“丞相，吏部侍郎卓可求见！”侍卫长完颜靖远在门外低声报告。作为文祥身边的亲信，玻璃窗上那个孤单的背影让他心痛。但武夫出身的他却不知道如何为大人分忧，只能尽量找一些事情来分散文祥的注意力。
老可能听见了完颜靖远的祈祷，正在他绞尽脑汁想着如何给文祥找些事情做时，卫兵汇报，吏部侍郎卓可来到了大都督府门口。
“让他有事明在议事厅吧，今我很倦！”文祥从沉思中回过神，有些不高兴地回答。
吏部尚书卓可如今是行朝诸臣中最让大都督府最头疼的一个。当初明知道此人与刺杀事件脱不开干系，为了避免内部动荡，文祥还是命令监察部门放过了他。结果，逃过一劫的卓可偏偏不知悔改，每公务之余，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给大都督府每一项政策挑毛病上。并且还不以儒家经典，而是代之以《临时约法》为依据千方百计找大都督府的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