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加里森既没有朋友的支持，也得不到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势力的帮助，于是，他长年累月地在那个城市孤军奋战。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在一间狭小的阁楼上开始了《解放者》的创办。看一看这个饥寒交迫、“毫无机会”的年轻人在第一期报纸上的铮铮宣言吧：“我将像真理一样严厉无情，像正义一样不屈不挠。我的情感发自肺腑。我既不会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也不会为自己寻找托词；我将坚守阵地，不退却半步：我相信，终有一天世界将听到我的声音并理解我。”噢，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年轻人啊！他孤军作战，凭着个人的努力与那个时代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战。
南卡罗来纳州的霍恩·海恩给波士顿市市长奥蒂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解放者》，并要求他核查一下出版者的名字。奥蒂斯回信说，他发现是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在一个光线昏暗的洞里印刷了这份不起眼的报纸，他唯一的助手是一个黑人男孩，支持他的是一些有着各种各样肤色的人，他们全都是无名小卒，不足挂虑”。
但是，这个贫困的年轻人，这个吃饭、睡觉和印刷都在那个“光线黑暗的洞里”的年轻人，却用他的努力、思想和文字，使得整个世界都开始思考。
但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危险分子必须被镇压！南卡罗来纳州的警戒机构悬赏1500美元，要求对所有被发现传播《解放者》的人予以逮捕和定罪。有一两个州的行政长官也悬赏捉拿编辑者。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明文告示对捉拿加里森的人给予5000美元的巨额赏金。加里森和他的助手到处受到人们的攻击和指责，几乎没有人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呐喊助威。
一个名叫洛弗乔尔的牧师因为支持加里森的事业，在保护加里森的印刷机时被一群暴民所杀。而在被称为“美国自由传统的摇篮”的马萨诸塞州，所有的实业巨头、权威人物和文化名流都聚集到了一起，愤怒地要求严惩这位“废奴主义者”。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温德尔·菲利普斯的大有前途的年轻律师，要求走上高高的讲台发言，他发表了这样一篇在法纳尔厅闻所未闻的演说。
“当我听说绅士们都确定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把在奥尔顿杀害了洛弗乔尔的凶手的名字与奥蒂斯、汉考克以及亚当斯这些熠熠闪烁的名字相提并论时，”温德尔·菲利普斯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挂在墙上的肖像，“我想这些画上原本紧闭的嘴唇一定会发出愤怒的声音，谴责那些胆小懦弱的美国人，谴责那些对死者进行造谣诽谤的无耻小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到处都洒满了清教徒和先驱者的鲜血，根据那个逝去的灵魂的所作所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每一片青翠的树叶，每一片沙滩，每一小片耕地，每一只鸣叫的昆虫，甚至就连树木中流淌的树汁，也将满载对他的记忆。”
整个国家都为那些火热的心灵所激动，所振奋。
在北方的先驱者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之间，一直存在着漫长而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两种势力的对立也是那么的明显，随着内战的爆发，这种冲突也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在战争结束之后，历经三十五年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加里森以国家贵宾的身份，受到了林肯总统的接见。他看到了星条旗重新在萨姆特要塞上迎风招展。一位被解放了的奴隶向他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而这个奴隶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如今再也不是奴隶的姑娘，把一个美丽的花冠戴在了加里森的头上，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无限感激。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点燃了火炬照亮了其他人的心灵，并且这火炬代代相传，直到最后亮彻人心。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被压迫着的又一位忠实正直的好朋友——刚好在伦敦逝世了。
科布登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九个嗷嗷待哺、一贫如洗的孩子。科布登在孩提时代就为一个邻居放羊，以此来自谋生计。一直到他十岁那年，他都没有机会来接受学校教育。后来，他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小男孩备受虐待，每天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要经过漫长的三个月才能给家里写一封信。十五岁时，他到了伦敦，在叔叔的店铺里做小职员。在这期间，靠着起早贪黑，他挤出了时间，争分夺秒地自学了法语。很快，他坐着一辆马车以商业人士的身份开始到各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