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二天一早上山采集材料时，我才感到所谓自由表达，背后都是镣铐。当我用花剪艰难地一点点剪一根粗壮、曲折的枝条时，正听到不远处的同学，用电锯锯着一棵树，那刺刺啦啦的悉索声音，凭空听出了惊悚的感觉。手中正费劲剪着的枝条，陡然成了某种肢体，一瞬间后背漫上一层冷汗，嘴里忙不迭地说出一串“对不起”来，顿觉这可真是，有些残忍啊。
难怪第一天刚说完把插花当作游戏后，上野老师紧接着说：“这对植物很残酷，所以插花不是为了植物，在这个角度，认识到人是残忍的生物。通过植物的牺牲，花道家须传递出一些意义。”
珍而重之地对待采下的枝条，让它的能量流淌进自己的内心，再流淌出一些什么。需要将自由与慎重——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情绪，融合无二地流淌在花道家创作时的身体中。
我初入门，一个作品动辄花掉几个小时。起初还能保持珍重，沉着摆弄至某个临界点后，忽然浮躁起来，像拴在一条若隐若现的专注力曲线上，攀至一个顶点，便要猝然掉落，心神像一颗打散在圆石上的生蛋黄，四处流泻，拢都拢不住。心说，就这么着吧，反正也算做完了。
心神耗散着，在院中闲晃一会儿，到隔壁房间听老师点评另一位同学的作品。一根好看的山茶花枝条，斜斜插在陶罐中，枝上倚着两朵绯色的扶桑花，正羞答答地看着我们。要我看，已经十分恰到好处，却见老师点评了几句，就开始动手修改。那根一米多长的枝条上，保留了几十片叶子，老师凝视一会儿，竟然开始一片一片地调整，把稍显耷拉的向上轻扶，将未迎着光的略略拨动方向，一片片细细调完一遍，果然更如枝在野。原来为率其性，竟需要这般细致、经意的努力。
眼里莫名涌上一阵热意，快步回到自己的隔间，看着那被珍重了一半草草完成的作品，罐口的撒明晃晃露着，未想到盖上一片叶子，点睛的花朵已然有一半脸背了光，像是负气冷战的恋人。
要经过多少技法的锤炼，才可致“戏作”啊。正如看中国文人画，需要分辨画家诉诸美学表达的“拙”，与真正的技法生涩；反过来，当技法还生涩着，又如何能追求游戏般地自由表达。想想真是道阻且长。
另一位跟随上野老师的花道家，记录过一个片段：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准备花材，那时梅花开，老师在一棵梅花树下看了很久，最终说不剪。那棵树大部分枝条都是直直的，只有那一根我们看中了的很特别。老师说，如果失去了这根树枝，那棵树就会变得很无趣，所以他放弃了自己想要的枝条。
这个片段真值得回味。
近来每上苍山，站在一棵树下，透过秋风中仍然蔽日的浓荫，看到树尖上被光照得几乎透明的叶子，就总想起老师站在梅花树下看了良久，却转身离开的画面。
也不知是否由于今年的自己足够定静，想入的领域，总能遇到极好的良师指引，在全然不同的领域中，由技缓缓牵引而至道的天地。
苏轼论画，说要“由技入道”，初始阶段磨炼技巧，达到心手相应，却不能止步于此，而须将技巧的运用提升至道的高度。
技巧纯熟而心中无道，便是我们通常说的匠气太甚。一心求道而技巧生涩，便如苏轼说“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也是后来钱锺书说的，中国人流毒无穷的聪明，总是在不盖一、二层楼的情况下，直接盖第三层楼。
如今看来，后一种真多啊。如今好像人人都能坐而论道，可稍加探问，就发现竟无任何一以贯之的技艺，来实践、验证他的道。那些张口便是灵魂、爱与慈悲的，一开始还能唬住我，后来发现总是说一堆抽象的大词，而即便坚持每日片刻静坐实修，竟也不多（或许是我见得少）。
讲道不难，信息、观点如此易得，浸淫一段，任谁都能开口吐出一串颇有智慧的人生哲理。就在我风中凌乱眼含热意地看上野老师一片一片抚过树叶时，忽然就明白了苏轼论画时经典的一句总结——道可致而不可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