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潘力山君《从学理上论中国诗篇》中谓秦以前，我国只有歌诗(与声乐舞蹈相伴)及剧诗而无独立诗，不知其何以处《离骚》《九章》及《天问》诸作也。
(四)梁启超君《释“四诗”名义》一文，乃其《要籍解题》中《诗经篇》之一段。梁君此文之主要意见，即推翻旧日以风、雅、颂三者为四诗之说，谓尚有南一类(《周》《召》二南),合风、雅、颂恰成四数。梁君于本文之末声言曰：“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犟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然事之巧妙竟有不出梁君所料者。梁君“释南”之说六百余年前程大昌已发之，且梁君所举证据无一不为程氏所已举者。兹比列程氏与梁君之说，读者一阅便知。
(1)程说(见程氏所著《诗议》之第一篇，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卷二第二十八页引):
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箭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箭》《南篱》”者。详而推之：《南箭》,二南之箭也；箭，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
(2)梁说：
《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箭》《南篇》”,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一种诗歌。
然程氏之说亦有与梁君不同者。程氏谓原始之《诗经》只有南、雅、颂三体，而风为后起，引证颇凿，兹不赘述。
(五)本书之最末一篇，为郑振铎君之《中国文学年表》。篇首声言未及细校，疏漏及错误当不免。夫谨严之编辑家，决不应以此等语自文饰。今观此篇去取失当之处，直不胜举。如于先秦，则有申、韩而无老、墨、荀(其生卒年虽不能确知，亦当著其大略)。又如屈平之生卒年固不能确考者，而篇中竟不加疑词。于西汉则张骞使西域之年沿坊间年表之误，固可无责。于东汉有桓谭、崔瑗、仲长统，而无王充、张衡、王符，真不可解矣。于六朝则著《文心雕龙》之刘彦和竟不能占一席。于五代则冯延巳竟见弃遗。自郐以下，吾不欲观之矣。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