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点虽无关大体，然此言实乖历史常识。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远略，其罢轮台设尉之议，实与元帝之弃珠崖同调。故班固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赞)读者或顾君如欲知此诏，可检《汉书·西域传》“渠犁城”条，兹不赘引。
评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该刊第五期)
顾君此文略谓以圣人为理想中最高之人格，始见于《论语》。孔子只以君子自居，未尝以圣人自许。孔子卒后，因其人格之伟大，世人之期许，及门弟子之宣传，遂成为圣人。战国人渐加附会，视为能未卜先知之人。及汉代纬书，则直以孔子为神怪之人物。此皆非孔子所及料者矣。
此文大体上极允当，然亦有谬误。如云，“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治，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实则就《论语》考之，孔子救世之热情，初未尝减于孟子。(不过其时游说之风未盛，故《论语》中无如孟子游说人主之辞耳。)试观时人对孔子之批评，微生亩则谓“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毋乃为佞乎?”石门之晨门，则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孔子之自期，则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后晚年不遇，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以上仅就记忆所及者举之，若取原书逐章寻索，必不止此。又如《佛胜》《公山》及《子见南子》三章，以崔东壁指为伪，兹不引。何得谓孔子“政治的意味很少”?
评胡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该刊第一期)
胡君此文乃节译瑞典学者珂罗崛伦(B.Karlgen,其汉文名曰高本汉)之作而间有评论，珂氏之书今已有译本(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君之评论亦有极不中肯者，如云，“用K(指珂氏)比较周秦西汉的文字结果，我们可以得恰相反的结论。……如果周秦西汉古书中没有和《左传》同样的文法，那么,我们不可以说《左传》是西汉晚年的作品吗”。不知珂氏之不采此结论者实自有故，因彼在前篇已证明司马迁确曾见左氏之书，且采用之也。
评余永梁《粜(费)誓的时代考》(该刊第一期)
余君此文谓《书·序》以为《费誓》纪伯禽时事者谬，此篇乃鲁僖公时人所作，纪鲁僖公时事者。其主要证据：(1)从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称徐为“徐方”,而《费誓》有徐戎之名，显为春秋时人语，又《费誓》文体与《秦誓》同，《秦誓》作于鲁僖公时。(2)鲁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见《左传》及《诗·鲁颂·闷宫》),而费地与《闷宫》所纪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证极精细，然其结论似尚未十分稳固，因第
(1)证据只能证明《费誓》作于春秋时，而不能证其所记为春秋时
事；第(2)证据只能证明鲁僖公时亦有伐徐戎而用兵于费之事，不能反证伯禽时无同样之事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后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据后者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