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期，1928年7月9日
附：
冯友兰君来函
编辑先生左右：
贵刊于第九期及第二十七期中，对于友兰在《燕京学报》中所发表论文，俱有奖饰，甚感甚愧。于二十七期中又承指示二点，尤可感谢。惟愚意亦有可申言者，请分述之。
(一)论孔子本人，孟子有“圣之时者”之言，然所谓“圣之时者”,乃对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而言。《论语》中亦载孔子论伯夷、柳下惠，而归结于“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所说，正与《论语》此节同意。盖俱谓孔子个人出处之态度，非指孔子对于礼教制度之意见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所答诚可为孔子不墨守周公旧典之证据。然“为邦”之道，经纬万端，其什百倍重要于乘辂服冕者甚多，而孔子不之及，岂非以“文武之道，布在方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所应改变者仅小节而非大端欤?孔子又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亦可为孔子不墨守周公旧典之证据。然孔子知殷周对夏殷礼之“所损益”可也，“其或继周者”何以“百世可知”,岂孔子果如谶纬家所说，能预知来世欤?抑孔子以为“文武之道”百世可从，有“所损益”不过小节，故可知欤?愚意当以后者为较合理之解释也。综观孔子一生，守礼惟谨，《乡党》一篇，描写甚详。此外《论语》所说，入太庙则每事问，陈恒杀君则请讨，三家以雍彻则讥之，管仲树塞门则讥之，季氏旅于泰山则讥之。此其所守之礼为周礼欤?为孔子所自制之礼欤?抑孔子“为东周”之后，对于上述诸端，俱将有所变更欤?愚意恐不然也。
(二)孔子以后，儒家“七十子后学”派别纷歧，当然不能谓其对周礼有一致之见解。现在吾人之问题，只是儒家所理论化、所理想化之具体的礼教制度，如婚丧祭等礼，为周礼欤?为儒家所自制之礼欤?贵刊谓，“孔子及其后儒家之拥护周礼，只以周礼适应于当时之社会，非以为一成不可变者也”。是贵刊亦以“孔子及其后儒家”为“拥护周礼”,与愚意本无不同。至于儒家果以周礼为适应于当时之社会而拥护之，抑以为一成不可变而拥护之，则系另一问题。友兰文中，并未讨论。盖儒家派别纷歧，对此问题之意见亦有不同，当分别论之。愚意孔子以周礼为百世可从，即有损益，亦只在小节上。故道家述孔子故事，多在此点与孔子开玩笑。较后之儒家，有一部分，如《礼运》之作者等，乃退一步为如贵刊所说之主张。有人谓《礼运》受道家影响，非无故也。然此点出乎现在讨论范围之外，究竟如何，现不必论。
(三)友兰所谓“儒家所理论化之丧祭礼所应有之涵义”考，仅谓其应有耳，非谓古时儒家已自觉而知之也。然彼即未自觉而知之，亦无害应有者之为应有。例如，水之一字，查曾在字典中，除假借、引申外，必有若干新义(如轻气、养气化现之液体之义)。此新义乃水字所应有，不过前人未发现而后人发现之耳，后人岂能无端创造耶?又岂能谓因前人未发后此义，而此义即于相当时间内非此字所应有耶?又如昔时现试，近人谓系一种智识测验，故考试虽以诗文取士，而所取之士却亦不少能作事者。此种考试制度之涵义，岂前人所知?然前人即不知，又何害其为应有耶?友兰以应有为应有，非以应有为古人以为有，与贵刊“或有”之说并不相违。不过贵刊以为若无人以为有，则某涵义即无有，友兰则以为即无人以为有，而应有者仍应有。然此点转为纯粹哲学问题，不必于此讨论矣。
冯友兰(七月十七日)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9期，1928年7月23日
[1]原文未署名，据徐规《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所言，“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即本文的第一部分)为张氏所作。且朱希祖认为本文对其论文之评论不公，去信反驳，张氏亦有回应，详见《答朱希祖君(附来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