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泰誓》今古文异说考
《泰誓》年月，解经诸家，各持异说，聚讼至今，讫无定论。兹篇遍举今古文之说，以及据古文以驳今文之说，调停今古文之说与“近师”之说，条列而明辨之。末将各说对照，列表以参验其异同之迹。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期，四六至五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二月出版。
《国学丛刊》
乃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之出版物。该会之主要指导员为顾实及陈钟凡，故《丛刊》中二人之论文较多。内容多考证之作，亦恒有非难“今文家”之论。年出四期，现已出至一卷四期。有小学、文学、史学等专号。定价每期二角五分。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
《永乐大典》考
谓《永乐大典》全书已佚，据著者所闻见，今存尚有一百五十余册。原书菟采极详，修撰甚宏，惟其编纂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实殊欠允洽。篇中历考《永乐大典》之编纂、储藏及散失之经过，末将现存各卷之目录及所在地点，列为一表。
——袁同礼，《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学衡》
总编辑吴宓。月出一期，现出至二八期。内多国学及西方哲学、文学之论文，时有批评新文化运动之作。定价每册二角五分，全年二元五角。编辑所：南京《学衡》杂志社。发行处：上海中华书局。
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
是篇先比较周代南北文学之渊源、背景及其体制三事之别。北人诗歌，言短调重；南人辞赋，句读长短无恒，篇章变化非一。论音律，则楚声迂徐而雄浑，北音沉顿而凄清(此乃将南北作品中所用韵，归纳而得之结果);论思想，则北多写实，南富想像；论情感，则北人多慷慨激昂之怀，南人极悱恻缠绵之致；论其所言之宗教，则北人所言，仅属抽象的描写，南人所言，能为具体的表示。篇中所论各节，均列举例证，所据之书，大抵北方文学，以《诗三百篇》为根据；南方文学，以《楚辞》为根据。
——陈钟凡，《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一至二六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九月出版。
夏商二代学者考略
将汉以前之典籍中关于夏商二代学者之记载，尽为搜集。所考自夏之禹、皋陶、后稷、契、益、奚仲、启、式罗、靡鬲、关龙逢、太史终古、卞随、瞀光、无余；商之汤、伊尹、太甲、仲虺、咎单、老彭、迟任、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傅说、祖己、大戊、祖乙、盘庚、武丁、高宗、祖甲、箕子、微子、祖伊、胶鬲、商容、辛甲、粥子，至伯夷、叔齐止。凡四十六人。虽本篇所考悉就“经国治民”而言，然即此以推周秦诸子以前之我国“学界”情形，亦可得其概略矣。
——周怒，《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
郑樵传
郑渔仲为我国学术史上重要人物，而《宋史·儒林传》及《宋元学案》俱载焉不详。兹篇据《夹深遗稿》《莆田县志》《福建省志》及他书之零碎记载而成，谓：“郑樵初亦有用世之志，因受挫折，于是专向学问方面去发展。入山之初，虽是志在《六经》与整理其他的古书，但后来研究范围甚大，于天文、言语、动物、植物、医药上，都下实际观察之功。”郑氏为学，具有实验的精神，故最恨“空言著书”。彼以为凡是做一种学问，都要亲自去认识，不能专靠在书本上。彼之研究方法，为“明类列”及“核实”。彼对宋儒之理学、汉儒之传注均有非难。彼到京师上书的原因，非为要做官，实为下列三个志愿：(1)传自己的书；(2)整理图书金石；(3)编辑通史。彼毕生的大事业是在《通志》一书，是书流传最广远(他的别种书现已失传)。书中《本纪》是由各史集合而成，《年谱》四卷和《二十略》是彼自著。其中有一部分——《年谱》及《都邑略》——是临时编集。其余《氏族》《六书》等略，是由旧著删节而成。此书系急就而成，故并没有精神的结构。彼自己所做之书亦并没有在《通志》里多多收进。故我们至今，不能见到他学问的“完全系统”和“细密分类”,实在是一个缺憾。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三o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出版。
《国学季刊》
乃北京大学出版物之一，编辑主任为胡适。年出四期，现已出至
第三二期。所发表论文，以史学及小学为多，大半为该校各教授及海内外学者研究有得之作。每册价五角，全年一元六角，发行处：北京大学出版部。
转注正义
是篇首辨清代小学家对于转注之误解，而以为转注之始，由于殊方异域，言有不同，而字亦异之故。观扬子云《方言》所记及《说文》转注之明引，其为方言者，全书极多。其证末，更附录所假定转注正例及变例数则。
——李翘，《学衡》,第二六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
“歌”“戈”“鱼”“模”古读考
是篇研究之结果：(一)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二)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读如“a”音，不读“u”音或“ü”音。其研究第(一)事根据：
(a)唐季日本采汉字所制，以为切韵所用之“假名”其代表“a”音之字什七属于“歌”“戈”二韵，而日本音注汉字其属于“歌”“戈”韵者一律以“a”属诸音为切。
(b)晚唐阿刺伯商人所著《中国游记》及元马可孛罗游记中，从汉语音译之专名，凡汉文属“歌”“戈”韵者，悉译作“a”音。
(c)将六朝隋唐佛籍中音泽之名词与梵语原文比对，凡梵语作“a”音者，汉译悉用“歌”“戈”韵之字。
(d)凡当时所译外国人名、地名，语言之可考者，按其对音之例无不(与上述假定)相同。
(e)宋人译名亦与前代相同，校其音读，足征古音之未变。故杨中修《切韵指掌图》犹合“歌”“麻”为一。至刘鉴《切韵指南》,乃立“果”“假”二摄，而辽金元史以下译名，遂不以“歌”对“o”,以“麻”对“a”。盖“歌”“麻”异读，为元代以后之变迁，有断然矣。其研究第(二)事所根据，与上述(c)项相同，而更引“鱼”“虞”“模”在汉魏不读“a”或“ü”之例，以反证之。末又考声音之理，并指出清代音韵学家之误，篇后附有钱玄同一跋，谓：“战国以前，西周及春秋时‘鱼’“虞’‘模’韵亦不读‘a’音云。”
——汪荣宝，《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二四一至二六四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
是篇研究中国文字与语言之关系及其变迁，以世界一般文字发达之次序，及思想进化之历程相比照，而不墨守六书旧说。大略言我国文字，由文字画进而为象形字，更进而为意符，更进而为音符。象形有写实，及象征之别，音符有半音符与纯音符之分。惜进化至半音符之阶级时，误入“借字表音”之歧路，遂终不能完全脱离意符之束缚，以造成一种有规律之字母文字。缘此情形，乃生二弊：
(一)文字本身之分裂(即别字日多)。其补救方法，当改用拼音文字。即不能，亦当规定：凡原属表音字中纯音符之字，悉以注音字母代之，不写汉字。其余固有之“象形字”“表意字”及“表音字”中之“半音符字”,亦当规定一种有规则的简笔写法。
(二)语言文字之分歧：(1)语言随时与地之变迁而生差异，而文言不符。其补救之法，当赶紧规定一种国语，以我国“有势力的多数人所用之语言”为准。(2)文人学士以四声分别字义，而一般俗人则变单音之字为复音之词，以别字义，于是文言不符。其补救方法，急须改以字为单位之语言，而为以词为单位之语言，尽量采用口语中之复音词，并规定语尾用法。
——沈兼士，《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五七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出版。
释《墨经》“说”“辩”义
释《墨经》中关于“说”“辩”各条，皆依照原文，不增易字句，并证明《墨经》为名家之术，于墨学为别派，而墨学之要点在“兼爱”。又谓治《墨经》必先通名家之学，而后经义或能有得，若近人之以科学附会《墨经》及改字解经，则既舍本而趋末，且不足以服人矣。
——孙德谦，《学衡》,第二五期，民国一三年一月出版。
名墨訾应论
篇端首论墨有“正”“别”之分，则“别墨”犹言异端，不当以他派为解。当时之争辩者，必各自谓“正墨”,而以“别墨”归之他家。他家与辩亦尔。故墨义本不齐一，欲求眉目应有三事先须明白具答。依著者之研究，其结果如下。
(一)惠施、公孙龙之学，不出于墨，其证有六。
(a)《荀子·解蔽》言：“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其所蔽性又相反，故不能谓惠出于墨，犹不能言墨出于惠。
(b)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所称墨派，俱有相里等诸氏，而俱未提及惠施、公孙龙，焉有墨家钜子如惠施、公孙龙者，所就远出相里诸墨之上，而庄、韩论“墨学流别”转致漏列之理?
(c)《汉志》所载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惠施、公孙龙俱列名家为大师，无同时跨入墨家之道。或谓施、龙专习科学之墨，而舍宗教之墨，不知墨子言教言学，理原一贯，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言，施、龙果为墨者无舍教言学之事。
(d)惠、墨两家，凡所同论之事，其义莫不相反，如墨言“景改为住”,与惠言“飞鸟之影不动”、墨言“非半不新则不动”、惠言“一尺之捶取半不竭”,理均相反。
(e)考惠子之说，与墨大相僻驰，故如鲁胜言：以惠为“别墨”亦无有是处。
(f)引章太炎之说谓：(1)惠施与墨家俱有事于名，特施为警，而墨非警，其中鸿沟甚大；(2)墨子自著之《辩经》久已亡绝，今之六篇非施、龙作，殆墨家弟子所撰述；(3)今所存六篇为墨家一派之作，余派已不可考，今所得言惟此自号为正墨者与名家“訾应”诸义而已。
本篇所论，与近人梁任公、胡适之论墨颇多出入。
——章行严，《东方杂志》,第二o卷，第二一号，七五至七八页，民国一二年(一九二三)一一月一o日出版。
《东方杂志》
总编辑钱智修。其内容以政治及其他社会科学为主，尤注意我国时事及各国政治社会情状，亦间有关于哲学、科学、国学等专门论文。时出专号，最著者如《宪法问题专号》《爱因斯坦专号》《杜里舒专号》等。最近出有《二十周年纪念增刊》上下两册。出版处：上海商务印书馆。月出二期，每册价二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现在已出至第二一卷一号。
《列子》书中之宇宙观
谓《列子》书之“宇宙观”主张“轮化”说。轮化说者，谓宇宙之变化，悉依一循环的原则，现世之前与现世之后，皆有无限之世界。其世界，皆与现世界相若。每一世界之中，有一大进化，有一大退化，如明晦之相前后，如寒暑之相循环。又如轮转，故谓之“轮化”。吾国老子、庄子、列子及印度哲学，均有此观念。日人井上圆了，近亦于所著《哲学新案》,有所阐明。作者因述列子之宇宙观较详，故以《列子》书中之宇宙观命题。
综观《列子》一书，与世界轮化说相似之处，约有十端。
(一)谓世界之物，有“有变化”与“无变化”二类。
(二)世界无时不变化。
(三)万物变化之原因，不本于神意。
(四)“自化”之“自”字，以因果律解之，最圆通，《列子》书中之“命”,与此相似。
(五)列子亦有类似以现世为来自星云，及气体变液体、液体变固体之说。
(六)列子亦有现世界将来必坏之主张。
(七)列子以天地为空中一细物，与太阳系非世界全体之说相同。(八)轮化论谓惟有生有，现世有物质与势力，现世之前亦有物质与势力，《列子》书中有类此之说。
(九)《列子》亦有必宇宙大化为无始无终、无穷无尽之意。(十)以万物变化为轮化之说，有《列子》书中凡数见。
就此十端所举，可知列子之论，为轮化而非进化。胡适谓之为生物进化论，实欠的当。又胡适以庄子之自化为进化，亦属误解云。
——傅铜，《四存月刊》,第七、八及一一期。
《四存月刊》
系北京四存学会出版品，以提倡颜(习斋)、李(恕谷)之学为宗旨。内容有颜李学，颜李遗著(兼论国故、史地及世界政治),译稿，演说，名贤遗著,谈丛，文苑及附录各栏。四存学会原系前总统徐世昌所发起，故月刊论著亦多半撰自徐氏及其旧幕府。该刊月出一
册，现已出至第一九期。定价每册二角，全年二元。编辑者为四存学会编辑处，总发行所为北京西城府右街四存学会。
《四书》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Four Books)
I.《大学》——著者将《大学》一书所论作一统系表，然后逐条讨论之。其表如下：
1.格物致知
2.诚意
3.正心
4.修：
5.齐家·
6.治国
7.平天下
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
Ⅱ.《中庸》——大略言《中庸》乃研究“道”之作，而“中”与“庸”为道之作由；又谓“道”之定义，应根据原书，绎出如下：(一)道为自然之路；(二)道为个人及宇宙惟一之道；(三)道无乎不在；(四)道人人之所由，惟至人能明之。结论，谓道即因果律，未复说明《中庸》之应用于心性、伦理的行为、社会服务及政治诸论。
Ⅲ.《论语》——作者谓《论语》非孔子自著,乃其门弟子所记
集，专言人类道德之书。其对于道德之观察有四点：(一)对于个人之道德，以“仁”为本，仁之英译以“humanity”为最当；(二)对于家庭之道德，以孝为本；(三)对于社会之道德，以“忠”“恕”为本；(四)对于邦国之道德，以“德治”为本，惟德义甚广大，故又言“礼”“乐”以明之；次言孔子对于政治有“庶”“富”“教”及“足食”“足兵\"\"民信”之二说；次又分举子所“雅言”与子所“不语”以明孔子学说之范围；次言孔子教学之态度，与设教之门类；末更论孔子对于“天”及与“君子”之观念。
IV.《孟子》——谓《孟子》乃孟子自著之书，本孔子之教，而发挥其“内圣外王”之学。于“内”则述其“性善”“知言”“养气”之说，而以为人皆可以为圣人。于“外”则述其“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ic)的政府。而谓为君者，当忧民之忧，及乐民之乐。至贼民之主，只可谓之独夫，实在应诛之列。孟子以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故又持井田之主张。末述孟子非战主义、性命之见解及异说之争辩。
——江亢虎，《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第一卷，第六期，五三八至五四六页，一九二三年一一月出版；又第
二卷，第一期，一五至二四页，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
《中国学艺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总编辑二人Arthur De C.Sowerrby,F.Z.S.主理科学部分；John
C.Ferguson,Ph.D.主理文学及艺术部分。副编辑兼总经理为ClariceS.Moies,B.A.。此杂志以研究中国学艺为主。其内容以关于中国地质、生物、文学及古代学术、史学等论文为多，亦间有其他科学论文。年出六期，每期定价中国银币二元，全年定价一o元，现已出至二卷一期。编辑及经理处在上海(The Ben building 1020)。
萧梁旧史考
著者欲编《新异书》,故先作此篇以溯其源流。所考萧梁旧史凡三十种。除考其大略外，并附作者之事迹。
——朱希祖，《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八o至九五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三三至三五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郑樵著述考
考郑樵遗著共六十余种。凡关于诸书之记述及批评悉为辑集。所根据资料，以郑樵之《夹溪遗稿》及《通志》为主，并参以宋、元、明、清人的记载十六种。
——顾颉刚，《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九六至一三八页，民国一二年一月出版；又第二期，三o九至三三二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摩尼教入中国考
唐武后间，波斯摩尼教入中国，颇行于社会，至宋元不衰，及明清政府悬禁传教，乃渐绝迹，至于今日，其史迹极为湮晦。
作者于唐宋载藉，搜剔钩籍，言之极详。其章目分十六，如下列。
(一)摩尼教起原。(二)摩尼教始通中国。(三)摩尼教开教回鹘。(四)摩尼教与回鹘之关系。(五)回鹘为摩尼教护法。(六)摩尼教传布广远。(七)唐道家依托摩尼教。(八)唐人重视摩尼教。(九)唐季摩尼教受迫害。(十)五代摩尼教与乱党。(十一)五代宋初摩尼教消息。(十二)宋摩尼教依托道教。(十三)僧徒诋毁摩尼教。
(十四)南宋摩尼教复盛。(十五)元明时代摩尼教。(十六)摩尼教与秘密教派。
——陈垣，《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二o三至二四o页，民国一二年四月出版。
“火袄教”入中国考
大略言波斯火袄教之名闻于中国，自北魏南梁始，其在北魏极得帝后之信仰。唐代尤尊崇“袄教”,建祠设官，岁时祭祀，意欲以此招徕西域也。唐武宗会昌五年(八五四年),用道士赵归真议，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袄教”遂被排斥，及宣宗复兴佛法，外来诸教并获弛禁，“火袄”历五代两宋犹有存者。
南宋而后，中国典籍不复见“袄祠”之名，“袄教”即有留存，当亦式微矣。篇中兼考“袄”字在我国字书内之源流，及唐时典籍称袄之略例。又证宋姚宽附会杜预《左注》谓春秋时睢水有“袄神”之谬。又论“火袄”与“摩尼”之异同，并辨明唐杜佑、宋姚宽至清钱大昕辈将“火袄”“大秦”“摩尼”三教混为一谈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