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协韵之字而后人误读之例。如《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义(古文作谊)颇古音相叶，而唐玄宗不察，诏改颇为陂。
(六)句中用韵例。如《诗·国风》:“嘤嘤草虫，超超阜螽。”嘤与超韵。《掷风》:“有次济盈，有鬻雉鸣。”次与鹰韵。
(七)注经用韵例。如《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颛顯卬卬，君之德也。”……计共七句，每句第七字皆用韵。
(八)二声相近，二义相通，而字亦相通例。如《史记·周本纪》:或作有；盖或古读若域，有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二声相近；故曰：“或言有也”;音义既通，则字亦相通。
(九)二形相似，二声相近，而义亦相通例。如蕉瘁班固作焦瘁，《左传》作蕉萃，《孟子》《国策》作憔悴，《玉篇》作颠额，俱形容困苦或枯稿之意。
(一o)有双声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易·说卦》:“坎为水，为沟渎”。《说文》:“渎，沟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说文》:“歔，欷也”。
(一一)有叠韵之字连用不得分为二义例。如《左传》闵元年“宴安鸩毒”,《说文》:“宴，安也”。《诗·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经义述闻》云：“诡随叠韵字不得分训”。
(一二)补倒句例。如《庄子·应帝王》篇曰：“且鸟高飞以避赠弋之害；鼹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曾二虫之无知”(知训匹),倒文成句，犹言不能配匹二虫也。
——姚维锐，《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八号，一o一至一o九页，民国一四年四月出版。
中国民族西来辨
言中国民族西来者有二派。(一)谓所有东西各民族悉系自美索不达迷亚徙入。(二)谓东亚原始之民为黎苗。黎苗之来不可考。惟夏族则自西来，其文明亦自西移植也。考吾侪今日对于东亚为非人类发源地之说，尚无确证，故东亚住民为无原始于东亚者一说，实难凭信。且近世所发现之各种原人遗骸十七起，无一出于美索不达迷亚者。又考东亚当黄土生成时代已有旧石器之人迹，而巴比伦则无之。故第一说不能成立。
主第二说之最占势力者为法人拉克伯里氏。拉氏谓中国民族来自迦勒底(Chaldea)、巴比伦(Babylonia)。古代霭兰(Elem)王廓特奈亨台(Kudur Nankundi)既平巴比伦南部，率巴克(Bak)族东徙，经昆仑山脉，抵中国西北部，循黄河入中国。奈亨台即黄帝，巴克即所谓百姓，昆仑译言花国，即中华。又其先西方有萨尔功(Sargon)帝，创用火焰形之符号，即中国所谓炎帝、神农。又有但吉(Dunkit)曾传其制文字，即中国之苍颉云云。此说之不能成立，理由有五。
(一)夏族于短时期内(如拉氏所言者)自西徂东，就地上之阻碍，及当时交通方法上观之，殆不可能。
(二)或以传说人皇由藏经蜀入陕，及黄帝经昆仑，为夏族东迁之证。不知昆仑卫藏之去西亚较去东亚为尤远，不能为其由亚徙东之证，人皇事出《纬书》,黄帝事出伪籍，皆不可信。而其所谓昆仑，究为今日何地，莫能确指；百姓二字始于唐虞，以其授姓而名；华本民族之称，非国土名，始见于《左传》。
(三)论年代。我国古史在共和以前至少有数万年以上，而巴比伦文化仅可溯至西纪前六千年，吾国有旧石器时代而巴比伦则仅可溯至新石器，奈亨台实约当尧舜之时，乌包(Ur-Ban主西来说者以为即伏羲)约当炎黄之世，且神农在伏羲之后，而萨尔功则在乌包之先；仓颉与黄帝同时，而但吉则在奈亨台之先。
(四)论人种。华族为黄人，而塞姆人及霭南人(皆居巴比伦之民族)皆白人，苏米尔人(居巴比伦南部)亦以白种为近。羲、农、黄、仓皆黄人，而萨尔功、奈亨台为白人，乌包、但吉亦近白种。至若姓名之发音，即使相近，亦不能证明其为一人，奈亨台等诸名与黄帝等诸名其音并不相合，且Sargon本为Shargani-shar-ali之省称，岂神农亦为省名耶?
(五)论文化。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而最近河南仰韶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骸用具，亦为华族所固有之物。至有史后之文物创作，如伏羲之八卦，神农之琴瑟，黄帝之乘马造旃冕，垂衣裳，苍颉之作书，皆于巴比伦无征。或谓八卦即楔形字。考楔形字由图象进化而成。八卦远出楔形字之前，而一卦代表数物，非仅为文字之用，且多少含有哲理，二者不能附会为一。
又主西来说者谓中土用马传自西方，不知黄帝乘马远在巴比伦知有马之前。巴比伦文物为古代中国所无者尤多。如星期(易七日一来复，乃指消长之道，与取义日月五星者不同)及时、分、秒之划分，史诗、混版书皆是。此外加神祇建筑、美术品等不易悉数。
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所举中巴文物一致之点七十余条，其中谬妄之点，有如上文所已辨正者，至若天文、历法、沟恤、堤防、制度等，两邦虽略有相类，然各亦不能据为因袭之证，凡民族之禀赋及环境有相似之部分，则其文化亦常因而有相类之点也。且巴比伦之闰岁、堤防、沟恤、牧伯等在古史第一期内(西纪前三千零五或三千八百年以前)已完具，而在中国则须至唐虞时始有可考。至若二十四节气，则至西汉方始完成。
综上各端，结论如下：(一)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二)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
——缪凤林，《学衡》,第三十七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
(甲)《元史》之芜陋，其故有六：主撰者俱非史才，无真挚之责任心；急于开局，史料搜集未广；速于成功，未遑考订；抄录旧文，不加润色；诸臣起草泽，不谙元掌故；汉人不谙蒙古语，无从翻译。
明太祖虽曾命解缙重修之，而其书不传。明人不敢议削官书。至清康熙间邵远平始另著《元史类编》,于《元史》略有删补，其功颇大，然有纪传而无表志，且不能取材西域，新增资料甚少。乾隆间，钱大昕继起重修，先为《考异》十五卷，又以所获资料作《元诗纪事》。据郑文焯《国朝未刊书目》,有钱大昕《元史稿》百卷，然其写定传世者仅《氏族志》《经籍志》两篇耳。大昕于此两篇用力甚久，搜辑颇博。乾隆五十年钦定《元史语解》亦治元史者之一利器。嘉庆间，汪辉祖著《元史本证》,但就本书举证其记载之讹误、遗漏及译名之歧异。道咸间，魏源踵承前业，自创体例，采《四库》中元史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等成《元史新编》。其列传以类相从，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之行也。光绪间，洪钧奉使俄、德，采译拉施特儿哀丁所著《蒙古史》并参考笔记杂史二十余种，成《元史译文证补》,于元代史料颇发新彩。屠寄继洪后著《蒙兀儿史记》,参以西方史料，证以实地调查，于《元史》大有补证，惜未成功。近人柯劭惑集诸家考证之余，再加搜采，以数十年之力，成《新元史》二五七卷。虽取舍未尽得宜，考证犹有未尽，而又无考异或案语以明其所增修及根据，然其采材之广博，组织之完备，实兼《类编》(邵)、《新编》(魏)之长，前此所未有也。以上述清儒重修《元史》之功。
(乙)清儒于《元秘史》之整理，亦有足纪者。《元秘史》乃元初人所撰，为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所必折衷，明初曾以华文译之，而未以补订正史。清钱大昕从《永乐大典》录出之。顾广圻又得影钞元本，与钱抄颇异，最为佳本。《元秘史》之考核自大昕始，彼之《元史考异》即全于此着手焉。清末李文田始为此书作注，李通汉、满、蒙三合音之例，故所注极精到。同时施世杰撰《秘史山川地名考》,尝亲历塞外以取证；阮惟和亦作《秘史地理今释》。丁谦集其大成而更进，所著《元秘史地理考证》,辨稽甚勤，复附有《元初漠北大势论》及《太祖编年大事记》。
(丙)此外可称之零星作品足补元代史书之缺者，清儒之成绩亦尚复不少，梅定九于《元史》年月之讹记多所订正。而元代遗书，如邱处机《西游记》、张耀卿《纪行》、耶律楚材《西游录》《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及《元典章》,皆有清儒之考证注释。李文田又有《和林金石考》,集和林唐、元二代之碑刻。今人陈垣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共引书二百余种，取材及于方志，亦前此所未有云。——郑鹤声，《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一至二三页；又第五期，一至二二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及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民族之原始及其远古(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the Chinese people)(一)中国历史大略可追溯至西纪前二千五百年。考证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神话人物，尧舜为历史人物。此五帝者，创造中国文化之祖也。耕稼、衣服、文字等等之制造，相传皆起于羲农时代，实则或当更前乎此，亦未可知。而农业之不始于是时，更无可疑。传说更有谓五帝以前，尚有万余年榛狂之世，其民生活简陋，以树为栖。此不过后人测度之词，不足尽信。然华人之自知其民族起自野蛮，不与他民族之好夸张，自谓起源于黄金时代者相同，此则正可注意之点也。关于史前之遗迹，在甘肃、河套则有Licent及Chardin神父之发现，属旧石器时代；在河南满州则有安特生教授之发现，属新石器后期，去历史初期不远。惜所获不多，未能使吾人于史前华人得一确定观念。历史时期中之最要发见为殷墟甲骨，甲骨文所纪多关于田猎祀祖之事。昔日之未开化习俗，如以鲜肉祭地祇，以生人作牺牲等，亦皆于此发见。其字形不固定，每有同字异样者。就考证所得，甲骨盖属商代之物。然甲骨中曾见一鹿角，其种今已绝，据此推测，则遗物之一部，或更早于所假定之时期，亦未可知。总之华人风俗及今回溯至有史前之野蛮时代，实可有五千年之久云。
(二)中国文化约在二千五百或三千年前，兴起于黄河流域。此说证之于各传述，均各相符。如《诗》《书》《易》中所载事迹大抵在河渭附近。虽《禹贡》所载地域颇广，然此书是否禹作，尚属可疑。若以其他较为可靠之载籍为凭，则当时疆域实属甚小。且其地险阻四环，有甚于今日之情形，故与他族常相分隔焉，华族单音制之语言，据学者研究所得，共有六百音左右。古文字数不甚多，殷契所载才千五百耳。中国文字之象形字(standard ideograph),根据学者研究之所得，约有千数。据瑞典Karlgen氏之研究，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今日之各处方言，以广州语为比较的稍近古音。就作者所知，华语之与他国语言，至今不能证明其有何关系，即蒙古语亦无与华语相关之迹可巧。就地质上言，蒙古与中原间之地理的阻隔，必已存在于历史时期之初，文化殊难越此而移殖。华化来自蒙古之说，可见不足深信。
(三)或有谓中国象形字与埃及古字相类，因谓华化源于埃及。然夷考其相似者不盈五六字，皆属浅明之象，几凡小儿皆能用之。且埃及字在西纪前四千年已完成确立，而华字则在西纪千年或千五百年前，尚无定形。或又有谓埃及神话与华多同者，然安知其输入不在纪元之后。或又有谓华化与巴比伦有关，谓亚克特(Akkadian)象形字(巴比伦文字所本)与华字相合者。然实则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相符合耳；且亚克特文之古音，至今未能确知。而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古音，今亦全无可考。故若就音而论，其相同亦殊不足为据也。或又有谓华化与美洲有关，谓墨西哥土人之字与华字相近。然亦不过少数简单之字偶尔相同，且此种相似之字，与其谓为字，毋宁谓为画，且溯其西纪六百年前时最古之形式，较西纪千五百年前之中国文字，更为粗陋，故中美文化有关之说亦不足信。要之，各地文化不必同出一源也。
(四)结论谓中国文化在二千五百年前，独立的发生于河南附近，其所以能产生文化之故，与黄河有关。
——《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第三卷，第六期，三四四至三五一页，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
山越考
两汉以前，江南未辟，吴越山居民族化外不羁。良善者白首林谷，不识郡朝；桀黠者仗兵野逸，剽掠好乱。至三国时而益盛。其民好武习战，行军部伍，以户为单位，有组织，有训练，故多精锐可用之材，所屯聚之地，首推会稽，余散居今之浙、苏、皖、赣各地，山越之所经营与江南之开辟有关者三：于山谷间广启田畴，一也；尝开道路以利交通，二也；山越所聚居之地，后多辟为郡县，三也。
三国时，山越为吴患甚烈，时受魏诱起乱，沮吴远图。孙权初降魏受封，亦由其逼迫之故。盖数十年间，尝祸及六十余郡县。寇变无时，守令常须戒备也。吴人对付之法：镇抚、讨伐与怀柔。三者并施，颇著效果。及孙权嘉禾六年，诸葛恪平山越，东南山越之患，至是稍息。吴亡后，陈高帝初年及唐德宗贞元间虽有余患，然不久即平。嗣是山越事不复见于史书，盖渐同化矣。
——刘芝祥，《史地学报》,第三卷，第四期，五一至六四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王玄策事辑略
玄策先玄奘使天竺，立功甚伟，惜正史无传，事遂湮晦。考玄策至天竺凡三次：(一)贞观十七年奉敕偕李义表等廿二人送婆罗门客还国，并巡抚其邦。尝勒铭耆暗崛山，十九年又立碑摩诃菩提寺，其归国当在二十年。(二)廿二年又奉使往，蒋师仁副之，四天竺国王咸奉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发兵拒玄策。玄策从骑卅余人与战不敌，矢尽被擒，诸国贡物并被掠。玄策遁走吐蕃西鄙，檄召吐蕃千二百余人，泥婆罗国七千余骑，与师仁率之，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捷。阿罗那顺弃城遁，师仁追擒之，并多所俘获。余众奉王妻息阻乾陀卫江，师仁复击溃之，获王妃及子，并掳人畜甚众，降城邑五八六。东天竺及迦设路国争来馈献。玄策执阿罗那顺以归，时贞观廿三年也。(三)显庆二年奉敕往送佛袈裟。途中周历诸国，并接受贡物，至龙朔元年始归。玄策著有《中天竺记》十卷，久佚。(此文所引据之书为新旧《唐书》《天竺国传》《法苑珠林》《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及日本奈良药师寺佛迹碑。)
——柳诒徵，《学衡》,第三九期，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南宋都城之杭州
(一)杭州县治，秦汉时在山中，至唐始迁至钱塘江所冲积成之平原。贞观间有居民十一万，五代时未为兵祸所及。宋代辟为商港，与海贾互市，遂益繁盛。
(二)高宗南渡，定都杭州，改名临安。其时居民不下数十万户，
百十万人。仰二浙、闽、广江南之物产为供给。国库税入约四千万缗(盐百分之五十，酒卅六，茶七，海关五),什七用于兵饷。(三)本节述临安禁城之风景。
(四)临安设有国立太学，有斋十二，生徒(嘉定间)千七百余人，分三级，外又有武学(校)、医学(校)等。(五)本节述临安城街市之情形。(六)本节述四季时节都人游赏之习俗。
(七)述临安之繁华状况，有茶坊、酒楼、歌馆、花园、西湖、会社、说书、烟火戏、慈善事业、游民等项。
(八)述元初马可孛罗所见临安旧京，并言其都市之繁富与民情之和平，等等。
(九)临安之凋落，由于火灾之频。火灾之原因，由于房屋之过稠与居民之佞佛等故云。
——张其昀，《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八三至九六页，民国一四年六月出版。
西藏文化发达概略
言中国之西藏与欧洲之Tibet包指地域不同，而藏人皆未之知。西藏文化支配所及，除西藏外，有蒙古、青海及满洲之一部分。研究西藏学者分其地为二部：(甲)小Tibet,合中央州之卫及藏洲而言。中央州之都会曰拉萨，藏洲之都会曰日喀则，二者同为Tibet繁华之区，然在神话时代，并非文化中心，自入有记载时代，西藏文化乃以是为舞台而演进。地居群山间，为一盆地，海拔高万一千叹至万三千五百叹。在此二高度间，人口较繁，以上渐稀。气候虽炎暑亦凉爽，惟在室外烈日下，则温度极高。(乙)大Tibet,包卫藏及卫东之康、藏西之阿里(阿理又隶有三大洲，曰哲孟雄，曰尼泊尔，曰大达),中央洲北之Shang及青海亦皆入焉。北极昆仑，南越雪山，东界四川，西至帕米尔。海拔不一，平均高一万三千五百叹。峻岭四绕，内部沙漠纵横，中多池沼大河。北部饶沼盐，藏人大半赖以为生焉。西藏气寒土瘠，上田岁止一获，所得仅种子之五倍左右，过海拔万四千叹以上，则二年或三年一获。物产有麦、豆、荞麦、小麦，仅足供所需之三分之一。禽兽繁殖，以信佛教，从不猎取。沼盐为出产大宗，以转运艰难，价极高昂。其他内外贸易，亦因交通之阻滞迟缓，不能发达。
西藏人种有三：(一)Maha Bhaarata族(著者之命名，本为印度大史诗名，诗中载有神曰大自在天者，藏人之祖先也)居西藏西部，在婆罗门子河西北，有山曰Kairas Giri,大自在天所经营之处，为昔时文化最盛之地。此地文化，关于印度文化甚钜，印度古籍中如Prana屡屡见之。盖印度文明，一方来自雅里安(Aryan),而Tibet亦为其文化之一泉源也。(二)Atsusam Tibetan族，居西藏中部，在婆罗门子河两岸。据神话所传，本与印、缅、暹一部分人种同源于希马拉耶山；其人体小，面阔，肤赭，颧高，鼻低，额广，口大，发眼皆黑，多早老，鲜长寿，性和蔼可亲，惟过于保守，且深迷信。(三)Do Kham族，居康及青海，多与蒙、甘及土尔其人通婚，体伟肤白；民情强暴多盗，然伟大人物若黄教始祖宗喀巴，实生于其间。其俗谚有云“杀人，礼佛，向前走”,颇能表示此民族之矛盾性情焉。
西藏文化史可划为五期。(一)神代文化(西纪前八百年及以前)。多载于印度二大史诗Rama yana及Maha bh?rata中，就所载推之，其文化当起于西纪前六千乃至一万年以前。二诗略谓，最初有大自在天神，以神力统驭万事万物，行空遁地，为其常技。部下有四大将：曰多闻天王，夜刃(一作药叉)、罗刹二部属焉；曰持国天王，鸠盘陀、乾达二部属焉；曰增长天王，迦楼罗、阿修罗二部属焉；曰广目天王(亦称毗沙门王),聚那罗、那伽二部属焉。多闻天王之兄有啰婆那者，锡兰之祖也，其所居之宫，以水晶为柱，故有水晶宫之名。其民善战，文化颇高。啰婆那尝亲征印度，掳其后Shita,欲妻之，不从，幽之十年，后印王攻破锡兰，迎后归，谓相偕乘飞机越海峡而返也。二史诗又言Kairas Giri之华美建筑。Kairas Giri者，印度人所命之名，在藏原为Gangsrimpochle,义为雪山大宝，盖指希马拉耶山，此地文化，后随恒河之流传入印度，再以Banares为中心而递进演成印度神秘之文化。至藏人所自记之神代文化则有二说。一曰Pon教，有似中国之道教与日本之神道。相传昔有印度某国王，偕六子亡入西藏，因输入印度文化于西藏。六子之裔，分为六族，即后世西藏人所自出也。二为佛教，载于西藏最古之记录Ma nibka abum中，谓藏人始祖为猿，名赤面猴，西纪前一三oo间被迫与罗刹鬼女婚，无所出，女乃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六种人为子孙云。西藏当游牧时代，仅有各部酋长，距今三千年前，印度有一国王，战败走西藏，藏人疑为神，立为王，是为肩舆王。印度学者则谓有Yudistl者，实与弟兄五人及所共娶之妻越雪山往天国，其实即往西藏，此说颇近是，盖藏人自有书契迄今，皆行一妻多夫制也。观上所述，可知西藏文化实含有极浓厚之神秘色彩，此系彼邦文化之特征，即今日犹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