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古文化(从肩舆王至西纪六三八年),此时期中，武备最发达，不独内部统一，且向外发展，然仍不脱神秘。相传当时有《宝王庄严经》及观音像自天降至王庭，即为佛教传入之始，自是其国王皆自称观音化身，藏人之视国王为神，盖始于此。
(三)中古文化(西纪六三九至一二五一),雄主宗赞含甫王出，承前代之武威，侵中国，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之和亲。王娶文成公主后遵守四条件，即遣十六人留学印度，中有三菩提者，遂因梵文创藏字，复译佛经，极精密，惜成者无几。自是文化之基础始立，然一般人民思想，仍不脱神秘性，咸以三菩提为文殊化身，且视其王宗赞含甫亦如神也。其时小说家、戏剧家(演剧露天)相继辈出，建筑美术亦极进步，音乐亦自中印传入，颇能发达。宗赞四传至Tite Tugtan,又与唐失和，入寇。英宗以金城公主与和亲。公主生Tisong detsan王，王与德宗和亲，立于对等地位，和约勒碑至今犹存(见《龙威秘书》)。王又为宗赞后振兴佛教第一人，尝遣使赴印，印度高僧亦联袂来。后西纪八五0年，印僧Padma Sam bhava来至，为红帽派之祖。时印、藏学者皆努力于文化之输入，多译佛经。其译法全取直译，严整忠实，一字不遗，绝不蹈汉译偏重主观之弊，有功于研究佛学者不浅。中、印佛经今多亡失，而藏本犹存者甚多，故藏文经典在佛学界中有抱残守缺之功焉。又自西纪七oo至一二00年间，印度佛教衰息之情形，中印几尽失载，惟藏书记述独详，其时印度名著亦多流入西藏者。Tisong detsan王子MuniTsampo嗣位后，下令全国，实行均产，贫民大乐，不复从事生产，贾人因之得巨利，贫者仍贫，而富者仍富。王后又严加监督，然结果仍无效验，反扰乱人民，其继母恶之，遂杀之而立己子，均富政策遂归失败。
(四)近古期(一二五二至一六四o),自叭思巴王之即位始。王本红帽派，得成吉思汗之器拔，藉其力得王位，僧人为王，实自此始。此期西藏文化之特色，厥为政教合一，近代因之，教王法王，自是遂支配西藏全境焉。
(五)近世期，起自第五代法王言力海(一六四0年)以迄于今，本期历史，讲者因时间限制，未及详述。——河口慧海(日人)讲，朱锲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五七至二七九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我国国际贸易源流考
我国海上交通始于秦汉之辟南越。《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航海所通诸国，虽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黄支国或云即今西印度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据《前汉书·张骞传》,武帝时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印度等已有我国货物之买卖，而罗马、波斯已有我国人之踪。
中、罗陆路贸易之蒿矢，其时当在西纪前一六o至一一0年间。时波斯介两大国之间，次以汉彩缯与罗马交市，故遮阂不使自达。从罗马帝安敦(Marcus Aueerius Antoninus)占波斯湾，遣使自日南来通(西纪一六六)中罗间之海上贸易乃始萌芽。三国孙权时，复有罗马贾人到交趾。三国以降，国内乱，对外商业式微。后魏与西域、波斯、印度交通尚繁，然已远不如昔。东晋末及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印度以东诸国，开始来通，南洋诸国亦至，我国商船亦渐及于波斯湾、红海。是时外国贸易，南朝航海，北朝遵陆。罗马及西域之货币，亦随商业而输入。自唐以后罗马衰，商权为亚剌伯人所代。
隋炀帝时，西域来商者四十四国。唐兴，拓疆，通国益众。时犹太商权渐及我国，然为期甚短，后卒让于亚刺伯焉。时波斯人来者亦多。海上贸易，以锡兰岛为中枢。番商之来我国者，多集于广州，外则交州、泉州、扬州。市舶使之设，其始不可考。据《文献通考》,开元初叶已有此官(贞观十七年已有三路舶司),其职在征货税。当时税率，今可考者，据《郡国利病书》则龙脑、沉香、丁香、白萱蔻，尝各抽解一分；据亚刺伯人所传，则什三而取。唐之季年，内乱相踵，贸易随衰。五代时，西人多商于高丽、回鹘、黑水等。南海之中西通商，一时殊不振焉。宋代多边警，东拉逊国亦内乱，故陆路互市停顿，海上则甚盛，宋初定广州、明州、杭州为通商港，相继设市舶司，三方惟广州最盛。元祐二年，又开放泉州，置司。南渡后，政府更招徕外贾，图裕国库。宋初，关税取什一，时或什二，南宋增为什四。税入：绍兴四年泉州所得达九十八万缗；中兴间，广州、泉州抽解及和买所得年达二百万。时泉州贸易渐盛，及南宋之末，居广州上。亚刺伯人以锡兰为根据，而我国沿海亦有为其居留地者。南宋时，贸易中枢已移于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岛之舶来白克(Baleobang)。元代国威远及，商业复振。陆路一由天山南路经南西伯利亚通欧洲，一由天山南路经中亚达西亚，汉人居西亚者不少。海上则世祖招徕外贾，并将诸藩互市之权利收归政府，以免司官之垄断。商港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而以泉为关门，最称繁盛。马可孛罗(Marco Polo)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时泉州、福州诸港侨居之外人，盖以万计。税率：据柯劭惑《新元史》,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南海诸国，世祖时来通者二十余，亚刺伯人亦至，迄明中叶，海上商业皆操于其手。
明代西亚混乱，陆路通商不振，惟中日贸易重通，颇称兴盛。后倭寇猖獗，乃商辍司废焉。泉州、广州与宁波设司，俱在洪武初年，广州最发达。近世欧人来华，以葡人为蒿矢，事在正德十一年。自后葡人相继东来，于宁波、福州、厦门等处建设公行。中遭放逐，后复令弛，来者益多。嘉靖中，其在粤之居留地有三，即上川、电白、澳门，是其中以澳门为最盛。嗣葡人以暴行，经一五四五年宁波居人之屠杀，及一五四九年泉州吏民之放逐，互市遂限于澳。继葡人而至者为西班牙人。班人于一五七0年始至粤，迭求缔商约，为葡人所间，不果。然华人之赴斐律宾者，往来自若，故马尼刺遂为两国之市场。荷英之来通，一在一六一四年，一在一六三七年。旋遇鼎革，贸易中辍。缔约通商，始自清代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纪一六八九)。然当时所结之约，不得谓为完全之国际条约。自鸦片战后，媾和南京，订《南京条约》(西纪一八四二)。国家条约之要素始具，而国权自是大损。继其后者为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条约》。自是以后，对外每一失败，即缔结条约，开放商埠，对外贸易不堪设想矣。甲午战败，我国鉴于世界大势，开放商埠，然其大部则仍基于条约上之规定也。篇末附中国与各国通商年代、通商港、内地市场及寄航港诸表。
——陈仲益，《东方杂志》,第二二卷，第一o期，九七至一o九页，民国一四年五月出版。
最初中英茶市组织
茶之输入英国在明末，至清代嘉庆中，而饮茶之风，通行于英之全国。道光二十年，英国用茶平均每人有一又四分之一磅之多焉。康熙中，中英茶市中心点在厦门。乾隆二十四年上谕，限止英人在广州
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不改。英商不明我国习惯、法律，故纳税及与华官交涉等事，皆委华人代办。华人营此业之组织者称为公行，华官亦利用公行负责代收租税及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始于康熙五十九年，后得政府许可专利，其权足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英商购茶，与公行交易。每年订合同，春冬交茶一次。英商如有欠税骚扰，政府惟公行是问，故公行必防察英商，恒以此失和。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专贩茶之利，设代理处于广州。其初，每年公司船来，派货头
(supercargoes)数人同行，司贸易之事，后派定货头委员会驻广州，北京派海关监督管税务，税以船为单位，因船之大小而异其税。公行采办茶叶，由其他茶商经理。茶商资本不足则赖行商贷助，故后者完全在行商势力之下。康熙二八年以前，茶货悉由班塔木转印度，再转至伦敦。后因价太昂，乃直接海运。嗣是公司茶市日盛，嘉庆十三至十六年间，平均每年运茶达二六五ooooo磅，乾隆时英使LordMacartney谓茶市尝促英之海运，海运有助于海军云。道光十四年以前，出口之茶悉由福建、安徽、浙江供给。三省之茶皆从陆路运至广州。嘉庆一八年，公司将茶箱从福州以沙船运至广州。嘉庆二十年因广州公行反对，政府下今禁止海运。此后二十五年间，闽茶仍由陆路至广州。但公司不忘海运之便，恨公行之垄断。在《南京条约》未成前二年，赖班脱(George Lampent)即在伦敦有要求英政府请中国取消公行并开放福州及厦门以利茶市发达之举。公司、公行恒以利益上冲突而决裂，公司以枪炮相恫，公行鼓众怒以抗，因是而辍业者屡。公司因专营茶业，无力推广其他销场。同时又不准他人来华经商，高抬茶价，使致英人积怨。故英国会遂于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专利之权。总观最初中英国茶市，一五0年内，两方皆尽力解决交通问题，并供给政府无数财源。此一段通商史料产与鸦片战争颇有莫大之关系。
——陈翰笙，《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九至二三页，民国一三年一二月出版。
最初华番茶马贸易的经过
西番(本文番字，括有今甘凉以西及青海西藏等处，即古氐、羌诸种人所在之地)人常食动物性食品，生理上需要植物性饮料为调节，故尚茶。但茶饮风习，在中国境内虽自汉以来，即日盛一日，在域外诸邦则在六朝时，尚未有此种嗜好。茶之需要至唐而渐及于境边。尔时回纥入朝即已有以绢易茶之说。惟其贸易情形则不可考。正式互市，当始于宋以后之西番茶马贸易。盖马为西北特产，中国自汉唐以来，皆取给焉。故宋明皆确定与西番茶马交换政策。宋自熙宁以后，此业始成为政府所专利，置茶马司于秦州、凤州、燕河等地管之。其后互市，每年有定期。茶马比价，大抵元丰六年以后，上马一匹值茶一驮，淳熙后虽下马亦值十驮，上马则非银帛不办。盖初时输出多蜀茶粗品，到乾道末年输出的多为细品，于是番人贱粗贵细，致使从前茶价遂致锐降故也。同时政府为补救起见，立有细茶输出之禁。马之输入额，据《宋史》建炎初岁约二万匹，乾道初减至九千匹，淳熙初规定一万二千九百匹。然事实上不能达到此数，亦茶价低落有以致之也。明略沿宋制，于陕甘沿边置茶马司十余所。贸易之盛驾于宋代。
——黎世衡，《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二一二至二二o页，民国一四年三月出版。
中国奴婢制度
(一)我国奴婢之渊源略有四：一曰罪犯。据《风俗通》《说文》,奴婢制之始生，全出于罪犯，此与近今学者所谓奴婢起于俘虏之说不符。然以罪犯为奴婢，吾国行之甚早。《汤誓》有“予则孥戮汝”之言，《论语》记“箕子为之奴”之事，《周礼》于此例有明文。汉代罪犯之没入官者，皆为官奴婢。此例原则上似仅为犯罪者所缘坐(株连)之亲属而设。《周礼》有“古者从男女没入县官为奴”之说，汉代则缘坐男女之没为奴婢，于律文事实俱有可征。谋反叛逆缘坐男女入官之律，自唐至清皆然(清律除缘坐外，对于犯特种罪之本犯亦有没为奴婢者)。
清末改律，始革之。二曰俘虏。我国奴婢制是否生于役使俘虏，无从证实。惟历史上屡有以大批俘虏为奴婢之事，此种事实大率多在外族入主时。魏、金、元及清初俱有可征。三曰买卖。吾国向不承认奴隶营业。卖子女妻妾或其他亲属为奴婢之刑禁，唐迄清之法律皆有之。然事实上亲属、奸人及盗贼之和卖与略卖，所在皆有。四曰家生，即指承继其父母之奴籍而为奴婢者而言。元、清两朝，皆有奴婢阶级世传之规定。
(二)历代奴婢在法律上之地位可分六项言之。其一，良贱不能
为婚。唐律规定男奴绝不许娶良民为妻，婢女之嫁良民虽不禁止，然冒充良民而嫁者有刑。宋、明、清刑律因之。元律许良家女嫁男奴，惟嫁奴者须入奴籍。其二，清律奴隶无应试出仕之权利。即转入民籍，亦需待其三代后，子孙始准应试出仕，惟内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过三品。其三，历来法律对于奴婢犯罪之制裁，不与良民平等，其刑罚恒加重。其四，凡主人对奴婢犯罪，及一般良民对奴婢犯罪，其所受制裁俱较良民对良民犯罪为轻。其五，奴婢之诉讼权颇受限制。唐律，奴婢于主人，除谋反叛逆罪外，皆不准告发；告则不问虚实，皆处奴婢以绞刑，而被告者转因奴婢之告发而得拟于自首之列；又奴婢告主之亲属，即实，亦处流徒等刑。宋、元、明、清诸律皆因唐制。其六，综合历代实例而言，吾国奴婢之解放，大率不外三因：(1)其于国家明令之总豁免，如汉永初四年诏诸没入官奴婢悉免为庶人之
类；(2)基于已达法定解放之年龄；(3)基于主人之释放。(三)就法律言，自清宣统元年禁革买卖人口条例(现行法仍之)宣布后，奴婢制度即已消灭。然蓄婢之风，今犹未替。此因由于于法律无灵，而该条例本身亦不无可议，该条例定旧有奴婢解放后，一概以雇工人论；惟此所谓雇工人是否即与寻常之雇工性质一律，原文词旨似尚不免含糊。又该条例许今后贫民将子女，定契长期佣于人。依其所规定，不论定契时子女之年龄何若，其雇契之期限俱可定至被雇者满廿五岁时为止。在此制之下，被雇者之丧失工作自由，既与奴婢相似，则其所受雇主压迫亦必与奴婢相若。虽云在雇限内主家如有虐待事，本家得缴未满工值而领回；然缴值领回，及向官厅证明虐待，俱非一般贫民力所优为；故此实仍为一种变相的奴婢制度，而为父母者遂得以长期雇佣之形式自由处分其子女之身体矣。结言论今后宜完全废止奴婢制度，一面另实施救贫政策。
——王世杰，《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三号，三o三至三二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25年12月
历代刑法书存亡考
我国法典首推战国时魏李悝《法经》六篇，次则汉《萧何律》九章，皆亡佚。后汉律书有陈宠《辞讼比》七卷，鲍昱《决事都目》八卷，应劭《汉仪》二百五十篇，及不著撰人《汉武律令故事》三卷，惜无存。魏陈群等奉敕撰《新律》十八篇，今惟存《序略》一篇，见《晋志》。同代有刘郡《律略论》五卷，全佚。
晋泰始三年，贾充等奉敕撰《新律》二十篇，凡二万七千余言，宋、齐沿用之；书亡，今可考者有张裴《律注序表》一篇(见《晋志》)及唐宋类书所引数十条而已。晋代注释法律者，张裴(《汉律序晋注》一卷、《杂律解》一卷)、杜预(《律本》二十一卷)最著,其书皆亡，惟裴上注《晋律表》见《晋志》耳。
南朝有齐《永明律》二十卷，盖王植等纂集张、杜旧文，书成而未布；有《梁律》二十卷，蔡法度等撰；又有蔡法度《晋宋齐梁律》二十卷；有《陈律》二十卷，范泉等奉敕撰。各书皆佚，惟《陈律》内容略见《隋书·刑法志》,《唐六典》亦有引文。
北朝有崔浩等《后魏律》二十卷，大略存《魏书·刑法志》,有王叡等《北齐律》十二卷，及赵萧等《周大律》二十五卷，其大略均存《隋书·刑法志》。又后周武帝敕撰《刑书要制》,宣帝时重修之，书亡，撰人无考，内容散见《周书》武、宣二纪及《隋志》。隋开皇初，敕修刑律，裴政主其事，成《开皇律》十二卷，实集六朝刑典之大成，而开唐律之先河。大业初，牛弘等更修《开皇律》为《大业律》十八卷。二书内容略详《隋志》。唐代奉敕撰之律书，有裴寂等《武德律》十二卷，内容略存《唐书·刑法志》及《唐六典》卷注。房玄龄等《贞观律》十二卷，大致存新旧《唐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永徽律》十二卷及《唐律疏义》均存(后书即前书之注)。宋璟、李林甫等相继修《开元律》十二卷、《疏》三十卷，全佚。李林甫等《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佚。刘琢等《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全佚。
其私人所著有张戮《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卢纾《刑法要录》十卷，李崇《法鉴》八卷，赵绰《律鉴》一卷，皆全佚。
五代时李肃等之《大梁新定格式律令》百三卷，后唐卢质《其新集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张温等之《周刑统》二十一卷，皆全佚。
宋代修律最勤，然其书今存者，只有《建隆重定刑统》三十卷，窦仪等撰(清修订法律馆有刊本);及《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谢深甫等撰(修订法律馆刊其数卷，余今藏吴兴张氏)。宋律大抵承用唐旧，律所不载则断以敕，姑宋代“编敕”一类之书极多，然除上《庆元修法事类》外，今无一存。兹稽其目有：窦仪等《建隆编敕》四卷，不著撰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等《重删定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等《咸平编敕》十二卷，林特《景德三司编敕》三十卷，陈彭年等《大中祥符编敕》三十卷，贾昌朝等《庆历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目录》二十卷，韩琦等《嘉祐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总例敕录》三十卷，王安石等《熙宁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二十六卷，崔台符等《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八十一卷，刘挚等《元祐敕令格式》五十六卷，章惇等《元符敕令格式》百三十四卷，何执中等《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五百四十八册(卷未详),张守等《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七百六十卷，虞允文等《乾道重修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蔡决等《淳熙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四十八卷，(董熠《救荒活民书》有引文一段),赵雄等《淳熙条法事类》四百二十卷，京镗等《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二百五十六卷，又《淳祐重修敕令格式》四百三十卷，《淳祐修法事类》四十三卷，未详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