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私家著作有姜虔嗣《江南刑律统类》十卷，黄克升《五刑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黄懋《刑法要例》八卷，亦全佚。
辽律有耶律庶成等《重熙新定例条》五百四十七条，及乙辛等《咸雍重条例》七百八十九条，皆佚，卷数未详。
金律亦无一存，考其目有《皇统新制》千余条，有及《正隆续降制书》,皆不著撰人，不详卷数。又有移刺惜等《大定重修制条》十二卷，孙铎等《明昌律义》(不详卷数),及司空襄等《泰和律义》。
元律可考者只有何荣祖《正元新格》,卷数未详，佚。其私家撰述关于唐律者，有郑汝翼《永徽法经》三十卷，吴莱《唐律删要》三十卷，梁琮《唐律类要》六卷，王元亮《唐律释文纂例》三十卷，末
一种附于今通行本《唐律疏义》,余存亡无考。
《明律》三十卷，为洪武初刘维谦等奉敕撰，弘治间修《明律》所未载者为《问刑条例》七卷，此后屡有增订，二书均存。太祖登极前，曾令周桢等撰《律令直解》,今佚。万历十三年高举等奉敕撰《明律算解附例》三十卷，今存。
此外，明代私家注释《明律》,其书甚多，著其存佚于次。
(一)存者：张式之《律条疏义》三十卷，范永銮《明律例》三十卷，孙存《明律法读书》三十卷，应祥《明律释义》三十卷，应廷育《续律管见》十二卷，雷梦麟《读律琐言》三十卷(以上均藏日本石川县博物馆),顾应祥《明律例附解》十二卷，郑汝璧《律解附例》三十卷，王樵、王肯堂《明律笺释》三十卷，朱敬循《明律例致君奇术》十一卷，附《洗冤录》一卷，周氏(佚名)《明律例祥刑冰鉴》三十卷，舒化《新例三台明律正宗》十三卷，彭应弼《刑书今据》三十卷，姚思仁《明律附注解》三十卷，徐昌祚《明律例添释旁注》三十卷，苏茂相《明律例临民宝鉴》十六卷，不著撰人《明律例据会细注》十一卷，不著撰人《明律法全书》十一卷(以上均藏日本内阁文库),郑继芳《明律集解》(不分卷，藏日本东京图书馆),胡文焕《明律类钞》(见《类刻书目》)。
(二)存亡无考者：何广《律解辨疑》三十卷，张楷《明律解》十二卷，王垣之《律解附例》八卷，林兆珍《明律例注》二十卷，陈廷琏《明律分类条目》四卷。
——谢冠生，《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三号，七一至九四页，民国一五年一二月出版。
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内阁之名昉于明成祖时。然明清两朝之内阁，不过点检题奏，票拟批答，起草诏令，兼备咨询之秘书厅而已。明以前虽无内阁之名，反有事实上之内阁，受君主随意委任，辅弼君主，对之负责焉，此即宰相是也。
丞相之设为官职，始于秦武王时。始王尊吕不韦为相国，位在丞相上。汉代丞相与相国相等，有时此置则彼废。成帝以后设三公分行丞相职权，会议国政，而各有专司，其详见《后汉书·百官志》。光武以政权移于尚书，惟三公之职权不废。至明帝后，三公始不预事。
魏文帝设中书监及中书令并管机密事务，此后中书又成政治中枢。六朝时以门下省之侍中掌诏令机密。后周仿《周礼》,设大冢宰当宰相之任。隋代虽有三公之制，而未尝设员。其时分任宰相职掌者为尚书、门下、内侍(即中书)三省，而以他官兼宰相之任以总领之。唐法隋制，尚书省总理众务，统率百官；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如遇君主有违法或不利之命令，可封还或批驳；中书省献进奏表章，草发诏敕。其初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共议国政，后每以他官同平章事，行宰相职权，凡三省长官不同平章事者，不过为本身事务官而已。
宋元丰以前，皆袭唐制，元丰元年间改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间代以太宰、少宰。钦宗靖康间复用左右仆射。孝宗乾道间则用左右丞相，终宋世不改。宋代三省职权划分极清(中书取旨，门下复议，尚书施行)。以中书省单独取与，与君主接近，权限独尊，而门下尚书之官为首相者，不复与朝廷议论，备员而已。
辽制南北两院宰相佐理军国大政。金正隆后，废门下、中书两省，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及平章政事为宰相。元代枢密院掌兵要，御史则弹百官，中书省管行政事务。省内设中书令及左右丞相各一，佐理万机。惟中书令形同虚设，真正宰相属左右丞相。
明初沿元制。洪武十二年惩胡惟庸事，废中书省，以六部分司国务，而君主独裁之。成祖以后，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仁宗间以掌阁者勋位之崇，阁权渐重，侔于宰相，六部禀承，俨隶其下。然其本来职务，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与前世宰相殊科也。
清代内阁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各满汉一人。自雍正设军机处后，凡草拟上谕参赞机密之权已由内阁而移于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又设会议政务处，分军机处职权，除军国大事外，普通政务方针皆由政务处审议。及宣统三年颁发新内阁官制，始仿效欧美内阁制焉。清代旧内阁职权，约有六：起草诏令，票拟批答，收发本章，撰拟徽号、谥号，保管御宝及纂修实录史志是也。军机处职权有七：应答君主咨询，商定军事计划，议决国家大政，起草上谕，审议旨敕题奏，审理大狱，及奏请任免钦命文武官吏是也。
——高一涵，《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四四五至四七五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1926年6月
《古诗十九首》之研究
《古诗》之作者及年代，在六朝时已成问题。其所拟议之作者，有西汉之枚乘，有东汉之傅毅，有汉魏间之曹植、王粲。今观十九首体格韵味大略相同，当为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诗风未有阅百数十年而不变者，此诗史上之通例。后此建安、黄初之与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与梁、陈宫体，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递嬗，宋代江西、西昆之代兴，皆其证也。十九首风格既首首相近，其出现先后当不过百数十年间，决不能如六朝人所拟，先后相差至三百余年之久。兹所研究，即据此前提。
十九首之非西汉作品，其证有二：(一)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等句。(二)“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明写洛阳之繁盛，在西汉决无此景象。又诗中“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为东京人语。考东汉安、顺、桓、灵以降，五言诗始通行，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十九首理合应此时出现，为黄初、建安导乎先路，以此推之，其年代当约在西纪一二o至一七0年间也。从技术批评，十九首最善用比兴，专务附物切情，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而又含蓄蕴藉，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十九不可移易。从思想上批评，十九首厌世思想极浓厚，盖汉末将乱未乱，极沉闷不安之时代之产物则然也。十九首非一人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仍保持儒家平实态度者，虽有一二，余则皆以现在享乐为其归宿，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
——梁启超，《实学》,第二期，五至一o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纸为二世纪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为时更后。纸之前用缣帛，缣帛之前用竹木(亦有用甲骨)。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竹帛”并称，已见于《墨子》及《韩非子》,则知周末书籍已有用缣帛者。《汉书·艺文志》,篇(竹木之书)多于卷(缣帛之书);盖西汉缣帛之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及东汉末，帛书之流行，当逾于西汉，观董卓之乱，军人以缣帛图书为帷盖缣囊而可想见。惟应制之作，及官府文书，则仍用竹木；大抵因其沿承定制，不能随意变更也。南北朝时官府文书尚有一部分用竹木者。蔡伦造纸(纸字原为缣帛之称),初不甚通行，惟家贫不能用缣帛者用之。晋代书籍纸与縢帛兼用，纸之完全替代缣帛，盖在南北朝时。以上述材质之兴废。至于形式之进化，则由简册而卷轴，而册叶。简与册有别，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谓之册。秦以前简册之制有长二尺四寸者，有一尺二寸者，有八寸者。汉代略有变更，或二尺，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敦煌所出汉木简可证也。每简所容字数至多有六十三，至少则八字。此固由于简于大小之殊。而同大之简，字数亦有差至两倍者。编简为册之法，比列诸简，以绳横贯之，上下各一道。绳用韦，或用丝。简册上之字，前人以为或用刀刻，或用漆书。据王静安所考，书刀只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古人所谓刊削者谓有错而以刀削去之也。缣帛之卷轴，其形式今无可考；然其与纸之卷轴，形式当无大异。卷轴之判，略如今之书画手卷。皆横行，高约一尺。卷心上下露出卷外者谓之轴。轴，用琉璃、牙、珊瑚、金、紫檀或漆等为饰，颜色有极华丽者。纸或帛之一端既卷入轴内，其他端在卷外，以其他材质黏连防护之，谓之標,標上系丝织品以缚之。標有用紫罗者，有用锦者，有特织者，其贱者用纸。卷外有所谓帙，帙者，裹书之衣也。通常一帙裹十卷，然亦有增减，试卷之大小而定。卷束于帙，其轴仍外露。帙以缣布等为之，或更以竹为裹。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有细织竹簾包之。卷子幅长，欲检后幅，须展全卷，极费时阻事，于是进有散叶之制。肇始于唐末。其初为旋风叶式，将卷子长幅折叠成册，不用割裂。更进而为蝴蝶装，每叶反摺之，黏其摺缝之背，不用线钉，故每叶两片可分扬，如蝴蝶之有两翅，故名。此制行于宋初，至元犹存，不知何时始废而代以今式之线装书也。
——马衡，《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一九九至二一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永乐大典》考
明成祖永乐元年秋七月，诏翰林学士解缙备辑群书，类聚而统之以韵，取便检阅，毋厌浩繁。越年，书成，赐名《文献大成》。既而以其未备，命姚广孝等重修。五年十一月修讫，凡二二二一一卷，一一o九五册，更名《永乐大典》。当时编纂之人，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五人，纂修三四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三二人，看详五七人，誊写一三八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o人，凡二一八o人，他书所载总人数与此则少有出入。纂修之人物姚广孝、刘季篪及解缙为总监；王景、王达、胡俨、杨溥、陈济等皆曾为总裁；邹缉、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靓、曾檠、朱纮、王洪、蒋骥、潘畿、王傭、苏伯厚、张伯颖、梁用行、杨相、尹昌隆、尚得旸、叶砥、晏璧，及王班、赵友同等皆曾为副总裁。其他预修之人可考者有刘学饮、徐旭、胡广、金实、王汝玉、郑赐、陈敬宗、魏骥、李昌祚、黄宗载、张洪、林鸿、王俑、沈度、僧大回、姜启、敬修、如珪、指南等十九人。永乐六年设缮写副部，后以工费浩繁而罢。据《野获篇》云，典成后，列帝不闻有简阅展示者。惟世宗笃嗜之，旃厦阅览，必有数十帙在案头。嘉靖三六年，大内失火，世宗即命左右趣文楼出《大典》,一夜中谕凡三、四传，大典遂得不毁。于是世宗令重写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当时供誊录者一百零八人，人日钞三叶，自嘉靖四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告竣。乃贮重录本于京师皇史成，而置原本于文渊阁。(《四库总目》谓据《明实录》,当时重录有正副二本，又从《旧京词林志》,谓原本送回南京，皆不可信。按《明实录》明云只重录一部，而当时倘重录二本，必当以重录本送南京，万不至置祖传国器于旷远之地也。)明祚既倾，《大典》原本遂不知下落，重录本亦缺二四二二卷。乾隆中叶从朱筠之奏请，辑出《大典》中世不恒见或久佚之书，凡三八五种，四九二六卷；而遗珠尚夥。庚子之乱，蹂躏至翰林院，《大典》遂散失，联军或持之以当弹雨，或弃之以填沟壑，后渐知其价值，亦有持归作纪念品者。今原书存于中国者，京师图书馆有六三册，教育部有四册，琉璃厂、述古堂有两册，其他私家度藏者，不可得而知矣。
——李正奋，《图书馆学季刊》,卷一，第二期，二o五至二二三页，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社
“社会”一名始于《宋史·程颢传》。而“社”之一字，求之史策，已含有团体组织之意。其始由于宗教，继则相与娱乐，又进而为学术、艺文、政治之集合。宗教之社，始于祀土神。周代自天子以至平民莫不有社。说经者或谓二十五家为社，或谓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今无从确考。汉高祖初起祷粉榆社，及即位，令民常祠社，历代因之。迄明清不革，今乡里犹有沿其习者。祭祀主严肃，而社祀则含有娱乐性质。灵鼓帔舞，牲醴弦歌。观《周颂》所咏，犹可想见当时士女欢忻之状。而《国语》载齐人祭社，鲁庄公以邻国之君往观。意其祀社必有举国若狂之概，非鲁所有也。后世田家社祭，饮啖之丰，声乐之盛，尤习见于时人之歌咏焉。其他酬神演剧醵饮之俗，盖皆由祭社触类引申者也。专制之世，禁民集会，惟祀社为礼俗所重，独得保存。唐高宗且明令，“春秋二社，本以祈农……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故后世各种集会，率以社名，盖托于社以自解也。《周礼》州社则读法，考民之德行道艺，后世莫或行之。惟明太祖定祭社礼，有读誓文之法。其誓文大约劝民遵守礼法，互相爱助，盖《周礼》之遗意也。由祀土神之社，变而为其他性质之社，殆始于晋之莲社，乃中印僧人为中国儒生一八人所组，以念佛谈法者也。至宋则集社之风大盛，吴自牧《梦粱录》社会一则所举南宋都城之社会，别其类，有文士社、武士社、游戏社、道教社、商业社等。宋代北边山谷间居民多有结社习武，以保境御寇，号“弓箭社”,颇似后世之团练。南渡后，此类组织大盛。士夫每有利用之为国效力者。元代文士集社征诗，沿前不废。其平民之社会，除《元史》《元典章》所载农社外，他书罕有称述者。明末之复社其初原以讲求文章，广通声气，与明代诸文人结社联吟者无异，且明定以乱政干进为戒。其组织亦无甚特异处，惟其声誉既起，各种小社，闻风加入，声光之盛为前此所未有。每一开会，海内髦俊，千里毕集焉。集社之风之衰，其在清顺、康之间乎。顺治九年沿明制刊卧碑于学校，其碑文大异于明者，即不许生员立盟结社一条。而前此一年，礼部奏进学政考核法，已有生员不许集众结社之文；后此八年，因科场之案，复申令严禁士子纠聚盟会。雍正初惩康熙中朝臣朋党之习，更严申前禁，其有“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者“照奸徒结盟律”治罪。于是乾嘉学者，专以孤立无党，安分守己为高，而不敢复为团体之组织。此实清季迄今人民不能自结团体以抵抗政府恶势力之惟一近因也。清季变法，讲学论政之社会渐兴。光绪三十四年拟定宪法大纲，始明定集会结社之自由。
——柳诒徵，《学衡》,第五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述复社
复社之成立在崇祯二年，主之者张溥、张采也，初崇祯元年，溥入京师，廷对高等，士林推重。一时公卿硕儒多折节与交。溥声名既广，屡主盟都中文会，然诸会规模尚小。未几溥随张采(时授临川知县)南归，楚人熊开元宰吴江，闻溥名，迎至邑馆，邑巨室沈氏、吴氏俱从溥游。溥遂与孙淳、吴允夏、沈应瑞等创立复社。楚、豫、江、浙之士，闻风毕集。秦、晋、闽、广亦多有以文邮致者。大江南北之文社，先后并入复社者在十五以上，由是声气日广。其组织各郡邑推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崇祯五年张溥既官庶吉士，告假归，四远学徒群集。明年溥约虎邱大会。先期传单日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之士以舟车来者千余人。吴城为之震喧，游于市者争以复社命名。十四年张溥暴卒，海内会葬者万人。明年春又大集于虎邱，此为复社大会之最后一次矣。复社成立之初其所用为号召之目的，仅在观摩制艺；其盟词至有“毋以辩言乱政，毋干进，丧乃身”之语。盖明代防闲士人綦严，生员言天下利病之禁，刊于黄舍，复社诸人初未敢犯也。然彼辈实不能忘情于政治。张溥为复社立规程，固已标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宗旨矣。陆世仪(清初人)《复社纪略》云：“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掖后进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职任在外，则为之谋方面；在外则为之谋爱立。……是时议起废，欲推举钱谦益而阁部拼之坚，乃共推文震孟、侯恂、倪文璐、刘宗周，相继登用。又复引掖后进。……其六部迁转，及台省举劾，皆得与闻。”可见其在政治上之势力。复社声势日大，而反动亦因之。初崇祯即位，魏忠贤伏诛，东林诸君子先后起用。张溥在都深与结纳，而复社所宗主者又多东林老成。于是嫉忌复社者，目之为“小东林”。并有造为蜚语作续《蝇纳录》《蝗蛹录》,复图一网打尽。自张溥与周之夔交恶，而复社增一劲敌。之夔本隶复社，张溥评选社友制艺为《国表集》,其二集录之夔文一首，而无褒词，之夔由是怨溥。后之夔以私怨讦循吏刘士斗(太仓州知事)去之，益为复社同人所不齿。其后累迁皆被生员噪逐，因益仇复社。崇祯九年之夔希相国温体仁旨，遂伏阙上书，攻讦复社。初温有子求入社不纳，温弟育仁作《绿牡丹传奇》谤复社，张溥言于浙学使黎元宽，焚其书。体仁大恚，遂抵瑕参革黎元宽，而阴图倾陷复社。复社诸公亦参论体仁无虚日。时谤诋复社者四起，苏民陆民声疏言，张溥与临川县知县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又有诡名作《檄复社十大罪》者。周之夔亦草《复社或问》,罗织攻谪。既得体仁授意，遂挟二书入京都，上之，疏言张溥、张采等聚党干政，图谋不轨。诏下所司。无何，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