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之复兴。人类对于文化，经一度之努力，虽有时因兵火而毁灭，而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人，往往不绝，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蜕，逐渐进化。
(三)文化之潜势力。太平军之失败，或者谓由弃孔道而用耶教。盖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大乱，而孔子文化统一中国，则二千年如一日，有识者以为文化精神之亡，其祸甚于亡国。太平军所占领之三江二湖，适为近世中国文化最纯正之区域，于是曾国藩、彭玉麟辈本保卫文化之义，纷起而与太平军为敌，一举平之，歼灭无余。(四)文化之区域精神。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文化有因地而变者，是为区域精神，有因时而变者，是为时代精神，故江左名士，虽多出中原故家之裔，然南朝三百年间，文艺学术，与北朝迥乎不侔，此盖由地异事变，可称之曰文化之区域精神。
——张其昀，《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三号，七三至八六页，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又卷二三，第一五号，七一至九0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出版。
大月氏与东西文化
月氏世居祁连山者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县),秦时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走伊犁河南，逐塞王而居其地。其余众仍留祁连北者，史称之为小月氏，而别西迁者为大月氏。大月氏居塞地未久，复为乌孙所破，遂远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尽有阿母河以北地。遂裂土封五侯。后贵霜侯吞并余四侯，并侵灭高附、濮达、厕宾并中印度，是为全盛时代。传百余年，当东汉明帝时，尔后百八十余年间，其南部渐为印度、乌士王所收复，贵霜后裔仅保克什米尔一隅。晋惠帝时，其王寄多罗渐复旧疆而广焉，既改号噘哒，建都于今阿富汗北境，波尔克城，是为再兴时期。又二百年当北国时，为突厥所破，国势又衰。并值王族绝嗣，围境崩析，自后不复能振，唐既灭西突厥，噘哒遗族尽臣焉，唐后则役属于大食(即西史之Saracens)继臣于元，今则逮俄国版图矣。月氏究属何种族，今尚未能确考，惟其为白色人种则无疑。月氏在未西徙以前，本为游牧民族。既臣大夏，渐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而益加蓬勃，与安息、厕宾比肩焉。而安息、圆宾者，史称其种五谷，治田园，有葡萄、苜蓿、檀、槐、梓、竹、漆，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厕，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者也。万震《南州志》(据《史记正义》引)谓大月氏城郭宫室与大秦同，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妤，天竺不及焉。自张骞通西域，而大月氏之文物，影响及于中国，骞自月氏携回新植物，今可考者十余种，皆日用必须之要品也。汉代绘画雕刻大有进步，其石刻画像颇有昔日欧洲之风，或亦受大月氏之影响。佛教之初入中土，实以大月氏为媒介，后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聘中国，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受浮屠经，是为佛经传入中国之始。曹魏孝武时大月氏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芒映彻，见者莫不惊骇。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此其在工商业上影响之最著者也。印度自安度罗王朝勃兴，佛教徒失其保护，渐为婆罗教所压迫。适大月氏南侵印度，占印度河流域，保护佛教，佛教徒多依之。佛教之再兴，实出大月氏迦腻包迦王之手，王皈依佛法，于首府建迦腻包迦寺，召集五百教徒于圆宾，开第四次结集。高僧马鸣等皆赴焉。王没，其嗣王亦奖励佛教，供养万僧于宫中者五年。佛教之所以能播亚洲，皆大月氏之力。此大月氏对于印度文化之影响也。
——郑鹤声，《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十号，七七至九六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
外国音乐之入中国，先秦盖已有之。《周礼》设官教习四夷之乐，《毛传》著四夷乐名，皆其证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输入《摩诃》《兜勒》二曲，其《摩诃》一曲，或即天竺古歌Maha-bhraarata,以《摩诃》显为“Maha”之对音也。魏晋以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共为十部，是即燕乐，亦即辽之大乐。凌廷堪《燕乐考原》据《辽史·乐志》谓燕乐原于龟兹苏祇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其说甚是，而据作者所见，苏祇婆琵琶七调(即中乐宫商等七声),实与印度音乐中北宗北印度斯坦尼派相似，或竟出于北宗。兹分四节申说如下。
(一)龟兹文化实得诸印度。据《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所载，秦汉以前印度势力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封地。使其言而可信，则古初龟兹文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又案《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则汉魏之际，佛教当曾及于龟兹也，晋以降龟兹佛法之盛，更彰彰可考。《晋书·四夷传》谓其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晋时译经多有龟兹人参与，而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且弃王位而为沙门焉。唐玄奘记龟兹国，言其：“文字则取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教律经义，则取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每岁秋分，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俗废务，奉持斋戒。”由上观之，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则苏祇婆琵琶七调之原于印度，非奇事也。
(二)就隋唐九部乐中龟兹、天竺二部考之，其乐舞所用舞人乐器，以及服饰，颇多相同者。
(三)考之在敦煌所发现之佛曲，其所标举调名有九种，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其中婆随、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随力、般瞻二调(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辽史·乐志》于《隋史·乐志》之娑随力调作婆随力调。又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去)。
(四)关于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般瞻，《隋志》谓：“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瞻一辞有第五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n chama(一作Pancama)一调。梵文作Panchamah,
译之等五，又第五声。(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发音亦无大殊。)此字本当译为般瞻摩，惟印度斯坦尼文a、i、u收声例不发音。故译时多从省略。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Shadja(又作Sadja,梵文作Shadjah)一调。此调对音是娑随暗，与《隋志》仅异末声。律以般瞻之例，可译作为娑随，正与《唐会要》所记合。而Shadja
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声谓八音之旨也。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华调中之宫声，宫声之呼，固与具六等义，又正八音之首。则Shadja即娑随力无疑。又《隋志》记苏祇婆琵琶七调有云：“就其七调，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调。译以华言，旦者均(韵)也”。所谓均，即律也，即西乐C、D、E、F、G诸调也。苏祇婆七调中之旦，实即印度北宗音乐中(that)一辞之对音，其证有三：(甲)据汪荣宝氏所考，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梵文arhat译为阿罗汉(以汉译-hat),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准是，that当可为旦。虽a与a有别，惟验之旧译，二者混同。(乙)印度北宗音乐之that义为行列，以定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其功用与均(或律)同。(丙)雅乐宫调，悉云某宫；如黄钟宫，仙吕宫之类。
苏祇婆之七调，则曰娑随力旦，鸡识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乐之称某宫，亦曰某that。又辽之大乐即唐之燕乐而《辽史·乐志》谓：“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今按印度音乐有《波利阁陀》(Parvijata)一书。亦谓以琵琶弦之长短定十二律。苏祇婆琵琶七调之源于印度，于兹又得一证焉。或谓比对中西音乐，般瞻属于西乐A调；而印度北宗音乐中之般瞻，则属西乐之G调，似不能为苏祇婆之般瞻出于印度之明证。对曰：据《隋志》所纪，苏祇婆七调，属于吕旋。而印度北宗音乐，属于律旋。因旋法之差别，故苏祇婆之般瞻高于北宗之般瞻一调。然北宗音乐之旋法本不一律。又音乐每因人异制。传者既殊，则旋律有别，亦事所必至也。就上四端考之，苏祇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之渊源固甚显然矣。
——向达，《学衡》,第五十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
西元三世纪初，日本神功皇后用兵新罗，而间接得与中国交通，华民亦多移居于日，中国簿籍、计算、建筑、工艺始间接输入。其后西元五五四年，百济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始以中国历法输入日本，于是改良度量衡制，置刻漏器，立天文台，行间元嘉历及仪凤历，皆遵中土之法。七0二年，立学校，授算术，采《周髀》《九章》《海岛》《五曹》《孙子》《算经》《缀术》等十书为教本，置历士算生等名称，其后九七0年间，日本有算书《口游》出世，其中“妊妇预知男女一问题与《孙子》《算经》孕妇难月一问题”相类似，又有“竹束”问题，为等差级数求总和，与《孙子》“今有物方一束”一题略同。其九九歌始九九而迄一一，亦与《孙子》合。明万历中叶日人毛利重能首传程大位《算法统宗》,与其徒著书阐释之。此后同类之著作辈出。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及算盘术亦于明清之交由朝鲜间接输入。后一种传习尤广，注者数家。同时日本算圣关孝和曾读中国算书三年，其所造级数开展法，与李冶求高次方程式方根之法相似，其剩一术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全同，其根差法亦根于郭守敬之相减、相乘及三差之法；似关氏曾读《测圆海镜》《四圆玉鉴》及《数书九章》等书也。其《大成算经》曾录程大位之写算乘法，其方阵之术，则师法杨辉，其剪营术自谓出于唐穆宗宣明历。康乾间中国筹算之研究极盛，梅文鼎之《筹算》、戴震之《册算》,曾流入日本，戴所校辑之《算经》日本亦有传刻。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国之弧三角、椭圆及对数术，至是悉间接流入日本。同光以来，西法复入中国，日本亦挹其余流。李善兰所译《数学启蒙》及《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均有翻刻本。
——李俨，《东方杂志》,卷二二，第一八号，八二至八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1]今据《清华学报》(共六期)“撰著提要”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