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飞鸟不是人。
(三)故飞鸟不当有死。
然朱君试思之，果谁当“进退维谷”耶?要之所翻案立异者，不在于信某书、疑某书，而在于所信所疑之是否合理，故王静安先生固不同意近人过度之怀疑(看其《古史新证》),然亦不信《禹贡》也。
次辩驳古代南方文化之高之证据。(余并无南方文化高于北方之论，不过言南方文化为北方文化所湮没，故表章之。)(一)则蚩尤作铜兵。“此说仅见于战国以后书，绝难置信。”按此说出《管子》《山海经》,谓为战国以后书尚无定论。(二)则苗民始作劓、到、标、黥之刑法。“夫肉刑而可为文明之征，则用凌迟形之旧日中国人，其文化宜高出于今日之欧洲万万矣。”按拙著原文，但言文化，未言文明。文化发生，自有次序，如先有石器，而后有铜器、铁器、电器，不能谓石器非一种文化。盖有器必胜于无器也，刑法亦然。古者刑法不分轻重，苗民始作肉刑，即所谓五刑，始分别罪之轻重，而施其刑。当时北方，盖并此法而无之，故自唐、虞、夏、商、周以及秦、汉，皆习用其法而稍改正。所谓墨(即黥)、劓、荆(代到)、宫(即标)、大辟(即杀)是也。至汉文帝，始去四种肉刑，乃为刑法之一进步。至于今日，并笞与杀而去之，乃更进化矣。然亦不能谓肉刑非一种文化，盖有法必胜于无法也。尊论既不知五刑之沿革与分别，漫然以凌迟刑比之，已觉浑而不析，而又不识文化与文明二词之分，而贸然以肉刑为文明之征相讥，根本既属误解，枝节更属非是。(三)则谓南方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按《左传》记楚左史倚相能读此诸书，然未尝言其为南方之书也。而观倚相所以讽楚王之诗(《祈招》之诗),乃北方之传说，则知《坟》《典》诸籍，当亦北方之书也。若其为南方之书，何致只有左史能读之，且以其能读传为美谈乎?”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古代北方，不闻有其书。左氏传据楚史，始得闻其名。汉儒训《三坟》《五典》为三皇五帝之书，《八索》《九邱》为八卦九州之志，皆附会而无确证。余疑为南方古代之典籍，故倚相能读，楚王以为博学，今则与楚《祷杌》俱亡，故南方文化，湮没无传。此说之是否，姑且不论。尊论以倚相举《祈招》之诗讽楚王证明《三坟》等书为北方之典籍，则又误读《左传》。《左》昭十二年传，“子革语楚王，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子指子革),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对曰：臣尝问焉(子革对王言臣尝问之于倚相。此对曰二字，尊论误以为倚相对，则下文皆不可通),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悟悟……”(臣问其诗而不知，即子革问《祈招》之诗于倚相，而倚相不知。)准此，则倚相仅能知南方本国之古籍，而不能知北方之古籍，故子革讥其不能知远。《祈招》之诗若为北方之传说，则更足证明《三坟》等为南方之古籍矣。(以上驳附论完)
按朱君若据《管子》及《山海经》中言蚩尤事为信史，此种“路史”式之古史观，吾人无再与辩论之必要。文化、文明二词，乃近人以译英文之civilization及culture者。civilization及culture二字在普通文字中常相代用，而不必有轩轻之分。近世人类学家，恒以culture(文明)一字代表国家形式未成立以前之文化成绩，则更不含有优胜之评价，前评之用文明二字正如是也。朱君不明近代术语，漫然相讥，是亦可以已乎?朱君云“古者刑法不分轻重”,是殆谓在未采用五虐之刑以前，无论大小罪皆一例惩罚耶?则曷不读《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疆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间轻重之别显然，盖刑罚轻重之分初不系于肉刑之有无。今欧洲虽无肉刑，而法固有轻重也。朱君有何证据以明古代惩罚罪犯，其不分轻重，而五虐之刑为一种进步耶?《三坟》《五典》等书虽左氏传外无征，然先秦北方古籍亡佚者多，不能据是遂断定其书无闻于北地。左氏文中言及此诸书，乃出自楚王之口，朱君何从知左氏于此诸书之名以外，有无所闻耶?前评以讽《祈招》之诗者为倚相，乃作者记忆之误，承朱君指正，为感。然此更正，不能改变《三坟》等非南方古籍之说，且足助其说张目。何也?盖子革曾问左史以北方《祈招》之诗而左史不知，其对楚王因谓“若问远焉，安能知之”。是以《三坟》等书，视《祈招》之诗为更“远”。夫岂有本国之书，为本国人所应知者，反观外邦之传说为更“远”?若《三坟》为楚书，则子革不当为是言明矣。
综尊论全文，对于拙著本论，以为问题不能成立；对于附论，以为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其所以不能成立者，盖亦以为翻案耳。夫翻案立异，只要证据确凿，亦何尝是恶习?现在科学进步，一新说出，即将旧说推倒，盖亦用证据使然。若不如此，而墨守旧说，不求学术之进步，则真是所谓“恶习”矣。
按朱君以证据确凿，为衡论其准绳，正与吾人同调。吾人之态度，于前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已陈之，上文复已申述，兹不赘。吾人不苟同朱君之论者，正以其证据不确凿耳。
再者，贵附刊第二十七期(本年七月九日)《评论〈燕京学报〉第三期》,对于拙著《明季史籍五种跋文》:(一)《崇祯长编》,(二)《弘光实录钞》,(三)《狩缅纪事》,(四)《守尘纪略》,(五)《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仅评论一句曰“其书不重要”,以示不屑批判之意。夫人各有专门之学，在中国史学中，有专门研究明季史事者，则视此等书甚为重要。若以学文学之人视之，则自为不重要。所以评论专门之学，必须学此专门之学，方能评论。若未尝研究此学，而一笔抹杀之曰不重要，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贵副刊既以文学标帜，理当谨守文学范围，不必将其他专门之学，一切包办而评论之。否则，“颛预”“武断”之弊，贵副刊所持以詈人者，恐将不免自詈矣。
按本刊名“文学副刊”,实仿西方各著名报纸中Literary Supplement之例，凡一切自然科学以外之新著作，皆所批评，初未尝以狭义之文
学自划，此意于第一期引言中已详之。其批评之能否尽皆确当，谁能自必?然求真之志，未敢或渝。读者及作者之论难，深所欢迎，毁誉之来，亦不暇顾。新著旧说，吾人以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加论列，故必衡其轻重以为去取。轻重之标准，即以其贡献及关涉之大小。朱君所跋五种史籍，吾人认为不甚重要，即据此标准，原无涉不涉之意存乎其间也。若欲吾人放弃此标准，以适“专门家”之意，则殊不可能。
以上吾人答复朱君竟。吾人深谢朱君之诘驳，使前评之疑点，得以祛除，而本刊之态度及旨趣，得借此机会更详细表白于读者之前。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3、34期，1928年8月13、20、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