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域占优势乃是元封三年至太初三年（前108年至前102年）间对西域两次用兵以后的事。第一次用兵是因为当路的楼兰、姑师两小国，它们受不了经过汉使的需索和骚扰，勾通匈奴，攻劫汉使；结果，楼兰王被擒，国为藩属；姑师兵败国破，虽尚倔强，但其后二十年（前89年）终被武帝征服。第二次用兵是因为大宛国隐匿着良马，不肯奉献；结果在四年苦战之后，汉兵包围大宛的都城，迫得大宛的贵族把国王杀了投降。楼兰、姑师尚近汉边，大宛则深入西域的中心。大宛服，而汉的声威震撼西域，大宛以东的小国纷纷遣派子弟，随着凯旋军入汉朝贡，并留以为质。于是，汉自敦煌至罗布泊之间沿路设“亭”（驿站），又在渠犁国驻屯田兵数百人，以供给使者。
自汉结乌孙，破楼兰，降大宛，匈奴渐渐感到西顾之忧。初时东胡为匈奴所灭后，其余众分为两部：一部分退保鲜卑山，因号为鲜卑；一部分退保乌桓山，因号乌桓（二山所在，不能确指，总在辽东塞外远北之地）。汉灭朝鲜后，又招来乌桓，让它们居住在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的塞外，从此匈奴又有东顾之忧。元封六年（前105年）左右，匈奴大约是为避与乌桓冲突，向西退缩；右部从前是和朝鲜、辽东相接，这时变成了和云中郡相对。至此，定襄以东，无复烽警，汉对匈奴的防线减短了一半。
武帝的开拓事业，也即汉朝的开拓事业，在这第三个时期已登峰造极。计在前一时期和这一时期内，他先后辟置了二十五个新郡；此外他征服而未列郡的土地尚有闽越、西域的一部分，和朔方以西、武威以东一带的故匈奴地。武帝时期最后一批的新郡，即由朝鲜所分的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四郡占朝鲜半岛偏北的大部分地区及今辽宁省的一部分。此外，在半岛的南部尚有马韩、弁韩、辰韩三族，谓之三韩，包含七十八国，皆臣属于汉），置于元封三年（前108年）。越二年，武帝把扩张了一倍有余的大帝国重加调整，将除畿辅及外藩以外的广大国土分为十三州，每州设一个督察专员，叫作“刺史”。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
刺史的制度，渊源于秦朝各郡的监御史。汉初，这一官被废了，虽然有时丞相会遣使巡察郡国，但那不是常置的职官。刺史的性质略同监御史，而所监察的区域扩大了。秦时监御史的职权不可得而详，而西汉刺史的职权是以“六条”察事，举劾郡国的守相。那“六条”是：
（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二千石（即食禄“二千石”的官，指郡国的守、相）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制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二千石子弟，怗倚荣势，请托所监。
（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
第一和第六条的对象都是“豪宗强右”，即横行乡里的地主。这一流人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和武帝对他们的注意就此可以想见了。
武帝对外的第四个时期，包括他最后的十五年（前101年至前87年）。在这一时期，匈奴巨创稍愈，又来寇边。而中国经了三四十年的征战，国力已稍疲竭，屡次出师报复，屡次失利。最后，在征和三年（前90年）的一役中，汉军竟全军尽覆，主帅也投降了。祸不单行，是年武帝又遭家庭的惨变，太子冤死。次年，有人请求在西域轮台国添设一个屯田区，武帝在心灰意冷之余，以一道忏悔的诏书结束了他一生的开拓事业，略谓：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每口三十钱）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田轮台！……乃者贰师（李广利）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马复令是指许民因养马以免徭役之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又二年，武帝死。
不过这一时期中匈奴的猖獗只是“回光返照”的开始。在武帝死后三十四年内（前86年至前53年），匈奴天灾人祸，外灾内忧，纷至沓来，直至它向汉稽首称臣为止。其间重要的打击凡三次。第一次（前72年），匈奴受汉和乌孙夹攻，人畜的丧亡已到了损及元气的程度；单于怨乌孙，自将数万骑去报复，值天大雪，一日深丈余，全军几尽冻死；于是乌孙从西面，乌桓从东面，丁令又从北面，同时交侵，匈奴人民死去十中之三，畜产死去十中之五，诸属国一时瓦解。又一次（前68年），闹大饥荒，据说人畜死去十之六七。最后一次，国内大乱，始则五单于争立，终则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对抗；两单于急着款塞纳降，为汉属国，并遣子入侍。后来郅支为汉西域都护所杀，匈奴重复统一，但终西汉之世，它都臣服中国不改。随着匈奴的臣服而丧失的，是它在西域的一切宗主权——它的“僮仆都尉”给汉朝的西域都护替代了。都护驻乌垒国都（今新疆库车），其下有都尉分驻三十余国。
四 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军需和边事有关的种种工程费，募民实边费（徙民衣食仰给县官数年，政府假与产业），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这些就不用说了，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年至前123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的建设。他先后在关中凿渠六系，其中重要的是从长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黄河的长三百余里的运渠、为郑国渠支派的“六辅渠”和连接泾渭长二百余里的白公渠。又尝凿渠通褒水和斜水长五百余里，以联络关中和汉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运之用。这些水渠和其他不可胜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加以武帝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又学始皇，喜出外巡行，却比始皇使用更豪爽。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并登封泰山，所过赏赐，就用去帛百余万匹，钱以“巨万（万万）”计。可是武帝时代的人民，除商贾外，并不曾感觉赋税负担的重增，这真仿佛是一件奇迹。
汉朝的赋税是格外轻的，在武帝以前只有四项。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后确定为三十税一。二是算赋和口赋：每人从十五岁至五十六岁年纳百二十钱，商人与奴婢加倍，这叫作算赋；每人从三岁至十四岁的，年纳二十钱，这叫作口赋。三是郡国收来贡给皇帝的献费：每人年纳六十三钱。四是市租：这一项是专为工商人而设的。这些赋税当中，只有口赋武帝加增了三钱，其余的他不曾加增过分文。此外他只添了两种新税。一是舟车税：民有的轺（小车）车纳一算（百二十钱），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二是工商的货物税：商家的货品，抽价值的百分之六（缗钱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货品征税减半，这叫作“算缗钱”（货物的价值听纳税者自己报告，报不实或匿不报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告发的赏给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作“告缗”）。无论当时悭吝的商人怎样叫苦连天（据说当时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缗”而破家），这两种新税总不能算什么“横征暴敛”。
那么武帝开边的巨费大部分从何而出呢？除了增税，除了鬻爵（民买爵可以免役除罪，武帝前已然，武帝更设“武功爵”，买至五级的可以补官），除了募民入财为“郎”、入奴婢免役，除了没收违犯新税法的商人的财产（据说政府因“告缗”所得的财产以亿计，奴婢以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多顷；宅亦如之）外，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货币政策的施行和国营工商业的创立。
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边加绘绣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又创铸银锡合金的货币大小凡三种：龙文，圆形，重八两三的当三千；马文，方形的当五百；龟文，椭圆形的当三百。又把钱改轻，令县官镕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后因三铢钱轻小易假，令更铸“五铢钱”。又由中央发行一种“赤仄钱”（赤铜做边的），以一当五，限赋税非赤仄钱不收。但银币和赤仄钱因为低折太甚，终于废弃，而其他的钱币因为盗铸者众，量增价贱。针对这些问题，武帝实行了币制的彻底改革。一方面他集中货币发行权，禁各地方政府铸钱；另一方面他也统一法币，由中央另铸新钱，把之前各地方所造质量参差的旧钱收回镕销。因为新钱的质量均高，小规模的盗铸无利可图，盗铸之风遂息。汉朝的币制到这时才达到健全的地步。集中货币发行权和统一法币的主张是贾谊首先提出的。
武帝一朝所创的国家企业可分为两类：一是国营专利的实业；二是国营非专利的商业。
国营专利的实业，包括盐、铁和酒。酒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开店制造出售，这叫作“榷酤”。盐的专利办法是由“盐官”备“牢盆”等煮盐器具给盐商使用，并抽很重的税，同时严禁民私造煮盐器具。铁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设“铁官”主办铁矿的采冶及铁器的铸造和售卖。盐铁官多用旧日的盐铁大贾充当。
国营非专利的商业有两种。其一是行于各地方的。以前郡国每年对皇帝各要贡献若干土产，这些贡品有的因为道路遥远，其本身的价值还不够抵偿运费，有的则是在半途就坏损了。有人给武帝出了一条妙计：让这些贡品不要直运京师，而是拿来做货本，设官经理，运去行市最高的地方卖了，得钱归公。这叫作“均输”。其二是行于京师的。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可以叫作“国立贸易局”的机构，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这叫作“平准”。当时许多商人都被这贸易局打倒，这是可想见的。
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利终西汉之世不变，唯榷酤罢于武帝死后六年（前81年）。是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议并罢盐铁专卖，主持这些国营实业的桑弘羊和他们做了一次大辩论，这辩论的记录便是现存的《盐铁论》。
第二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
一 道家学说的全盛及其影响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代，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
道家学说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结果导致盗贼多有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去起义的。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和楚项羽都以飘风骤雨的武功震撼一世，而他们所造成的势力都不终朝日。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秦始皇就是最“有为”的，而转眼间秦朝败亡；项羽就是一个“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的坚执者，终于连头颅也失掉了。老子说：“柔弱胜刚强。”刘邦就是以柔弱胜了至刚至强的项羽的。老子说“自胜者强”，而刘邦的强处就在能“自胜”。他本来是一个喜“酒色财气”的人，但入了咸阳之后，因群臣的劝谏，竟能“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并且对项羽低首下心。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刘邦所以成帝业，大抵类此。他始则装聋作聩，听任项羽为所欲为；继则侧击旁敲，力避和他正面冲突；终于一举把他歼灭。他始则弃关中给项羽的部将，并且于入汉中后，烧毁栈道，示无还心；继则弃关东给韩信、英布，以树项羽的死敌；而终于席卷天下。像这样的例子，这里还不能尽举。道家的学说在战国末年既已流行，始皇的焚书，就并不能把简短精警的五千言从学人的记忆中毁去。当战事平息，他们痛定思痛之际，把这五千言细加回味，怎能不警觉它是一部天发的神谶？况且当时朝野上下都是锋镝余生，劳极思息，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正是合口的味，而且也是对症的药。我们若注意到，当第一次欧洲大战后，与道家学说素无历史因缘而且只能从译本中得到朦胧认识的德国青年，尚且会对老子发生狂热的崇拜，一时《道德经》的译本有十余种（连解释的书共有四五十种）之多，便可知汉初黄老思想成为支配的势力是事有必至的了。
第一个黄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高祖的功臣曹参。他做齐国的丞相时，听得胶西有一位盖公精通黄老学说，就用厚币请了来，把自己的正房让给他住，常去请教。最后他任职九年，果然人民安集，时称贤相。后来汉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调去继任。他一切遵照旧规，把好出风头的属员都免了职，换用了朴讷的人，自己也是天天饮酒，无所事事。有人想劝他做点事，他等那人来时就请他喝酒，那人正想说话时，便敬上一杯，直灌到醉了，那些人终没有说话的机会。丞相府的后园靠近府吏的宿舍，他们常常饮酒，呼叫和歌唱的声音闹得人不得安静。府吏讨厌了，请丞相去游园，让他听听那种声音，好加以制止，哪知他反在园中摆起酒来，一样的呼叫和歌唱，竟同隔墙的吏人们相应答。继曹参的汉相是另一个高帝的功臣陈平，他虽然不像曹参一般装懒，但也是一个黄老信徒。第二个黄老思想有力的提倡者是文帝的皇后窦氏。她自己爱好《老子》不用说，还令太子和外家的子弟都得读这书。有一次她向一位儒生问及这书，那儒生不识好歹，批评了一句，她便大怒，罚他到兽圈里打野猪，幸亏景帝暗地给了儒生一把特别快的刀，他才不致丧命。她在朝廷中供养了一位精通黄老学说的处士王生。有一次公卿大会，王生也在场，他把袜带解了，回头瞧着廷尉（最高执法官）张释之道：“给我结袜！”释之跪着给他结了。后来王生解释道：“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事在景帝时）一位黄老大师的青睐，能增重公卿的身价，则当时道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文帝对于黄老学说的热心，虽不及他的皇后，但他一生行事，确是守着道家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的。他慈，他废除“收孥相坐”（罪及家属）的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废除“肉刑”（残毁人体的刑）；废除“秘祝”（掌移过于臣下的巫祝）。他首颁养老令，每月以米和酒肉赐给八十岁以上的人；他甚至把人民的田地赋完全免掉（后景帝时恢复）。他俭，他身穿厚缯，有时着草鞋上殿；他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无文绣。有次他想造一座露台，匠人估价需百金，他便道这是中人十家之产，停止不造。他不肯为天下先，所以一再放任北边的烽火直逼到甘泉；所以酿成淮南王长、济北王兴居的叛变；所以养成吴王濞的跋扈，为日后七国之乱埋下祸由。他的一朝，只有消极的改革，没有积极的兴建；只有保守，没有进取；只有对人民增加放任，没有增加干涉。不独他的一朝，整个汉初的六七十年也大抵如此。
汉朝统一中国后，一方面废除旧日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一方面开放山泽，听凭人民垦殖，这给了工商业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自战国晚期至西汉上半期是牛耕逐渐推行的时代，农村中给牛替代了的剩余人口，总有一部分向都市宣泄，这又是工商业发展的一种新的原动力。此诸因缘加以政府的放任，使汉初六七十年间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此后直至“海通”以前，我国工商业在质的方面大致没有超出过这时的。这时期工商界的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很好的描写。据他的估计，是时通都大邑至少有三十几种企业，各在一定的规模内，可以使企业家每年的收入比得上食邑千户的封君（每户年收二百钱），计：
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藁千车，船长千丈（诸船积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曲盐豉千荅。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均，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
富商往往同时是大地主，“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或抽岁收千分之五的田租。他们的生活，据晁错所说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据贾谊说，“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的黻绣，本是古时天子所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
这时期先后产生了两项制度，无形中使富人成了一种特权阶级。一是买爵赎罪制，始于惠帝时；其制，人民出若干代价（初定钱六万，后有增减），买爵若干级，使得免死刑。于是有了钱的人，简直杀人不用偿命。二是“买复”制，始于文帝时；其制，人民纳粟若干（初定四千石），买爵若干级，便免终身的徭役。汉民的徭役有三种（应役的年限，有些时是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有些时是从二十岁起），一是充“更卒”，就是到本郡或本县或诸侯王府里服役，为期每年一月，但人民可以每次出钱三百替代，此谓“过更”；其次是充“正卒”，即服兵役，为期两年，第一年在京师或诸侯王府充卫士，第二年在郡国充材官、骑士（在庐江、浔阳、会稽等处则充楼船兵），在这期间内习射御、骑驰、战阵等；再次是戍边，每丁为期一年。除了在北方边郡的人民不得“买复”外，在其他的地方，上说三种徭役，富人都可以免掉。
当时的儒者本着儒家思想，对于骄奢的商贾自然是主张制裁的，贾谊便是一例。他说，商贾剥蚀农民的结果，“饥寒切于民之肌肤。……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这里泄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当时得势的黄老派学者无形中竟成了商贾阶级的辩护者（司马迁推崇道家，亦主张对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可为旁证）。这却不是因为他们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贴。道家要一切听任自然，富贾大商的兴起，并非由于任何人为预定的计划，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道家自然不主张干涉了。他们从没有梦想到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静无为”之教结果成了大腹贾的护身符！这诚非以少私寡欲为教的老聃所能梦想得到的，但事实确是如此滑稽。
到了黄老学说成为大腹贾的护身符时，黄老的势力就快到末日了。
二 儒家的正统地位之确立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地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廷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地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他总要把儒生的冠解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有了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这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夫。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熏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了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了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这时他们都向她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了。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正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得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了，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可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但儒家却有。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也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也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了号召力，而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三 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
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不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虽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人。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谏过的。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和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的“与民争利业”，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天理”的。
不过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实做了几件使当时儒者喝彩的事。
第一件是“受命”改制的实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已成了人们普遍的信仰，在汉初，这一派思想已完全给儒家吸收了过来，成了儒家的产业。秦朝倒了，新兴的汉朝应当属于什么德呢？当初高帝入关，见秦有青、黄、赤、白帝四个神祇的祠，却没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说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为汉朝继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关的制度，一仍旧贯。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办法。贾谊却以为汉革秦命，应当属于克水的土德，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并于礼乐、政制、官名有一番兴革，还亲自草具方案。在当时的儒者看来，这种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是不可缺的大典。贾谊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无为”主义的势力之下，未得施行。这方案的内容现在只知道“色尚黄，数用五”，这两点都给武帝采用了。为着“改正朔”，武帝又征集民间治历者凡十八派、二十余人，互相考较，终于采用浑天家（浑天家是想象天浑圆如鸡子，地是鸡子中黄，天空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的）落下闳等的测算，制定“太初历”。这历法的内容，详在《汉书·律历志》，这里单表它的两个要点。以前沿用的秦历以一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现在则以一年的长度365又385\/1509日，较精密得多。此外，秦历“建亥”，现在改用“建寅”。这句话得加解释。古人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次月为丑，余类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后第二个月）为岁首，余类推。相传夏历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太初历建寅（后来直至民国前相沿不改）就是实行孔子的话。
第二件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别增加商人的捐税外，武帝又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为产业）。“告缗令”施行后，据说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对武帝建议裁抑富豪和救济农民的办法，他说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专，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谓限制人民私有田地的数量），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废除奴婢制度），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