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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让历史记住的女人,都有彪悍的人生(3 / 3)

可以说,这个王朝有一大半的时间都被女人把控着。不仅王座上坐的是女人、上朝的大臣里有女人,就连沙场征战的士兵中,也有女人!

西夏有全民皆兵的传统,国家的法律中明文规定允许女性入伍,称为“麻魁”或“寨妇”。比起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和挂帅出征的穆桂英,这些西夏的“麻魁”们才是真正存在于历史上的巾帼英雄。

或许是因为史书总由男人书写,古代的史家们总习惯将一个王朝的灭亡归咎于“红颜祸水”,而西夏自李元昊死后再没能问鼎中原,也被史家们总结为是“母党专政”导致的“女祸”。

之后,西夏又不温不火地存在了一百多年。宋、辽、金、蒙古,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斗得不可开交,在这乱世混战中,西夏几乎全程参与,赢了好几场宋夏战争、辽夏战争、蒙夏战争,却一直没能在人们的记忆里砸下浓墨重彩的印迹。千年以后,只剩下贺兰山下几座孤零零的皇陵,和一些难以解读的方块文字,提醒人们它曾存在过……汉人女子怎样在清朝成为皇后?

现在再看《还珠格格》,不由得对里边的令妃娘娘心生敬佩。她凭一己之力帮了紫薇和小燕子颇多,还哄得住皇上、老佛爷,连皇后有时都要避其锋芒。电视剧中将福伦一家描述成令妃背后的大树,但真实的历史上,福伦是康熙朝的户部尚书,跟令妃基本不在一个时代,也就不可能做她的后台了。

令妃能以汉家女子的身份,从内务府的包衣奴才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皇太后,没有靠家世,没有攀大树,靠的全是她自己!

02

令妃刚出生时,毫无疑问是拿了一副烂牌。

令妃本姓魏,是包衣管领下人魏清泰的女儿。在满汉八旗等级制度严苛的清朝,一个汉军旗出身的包衣奴才的女儿,是注定不会有什么光鲜亮丽的童年的。

史书上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也没有写她幼年的经历,只是说她于雍正五年(1727年)出生,十四岁左右入宫。

以她的出身,入宫当然不是去做娘娘小主的,而是去当伺候人的宫婢下人。关于这段历史,史书上或为避讳,只字未提,我们只能从乾隆曾经作过的一首诗的自注里了解到,“令懿皇贵妃为皇后所教养者”,也就是说,令妃在做宫女时,是乾隆原配富察皇后的侍女,在她身边学规矩。

富察皇后被称为清朝第一贤后,深得乾隆皇帝的敬爱,令妃日夜伺候在皇后身边,与皇后关系亲密,自然也在皇帝面前混了个脸熟。

乾隆十年,她初承恩宠,被封为魏贵人,十一月晋封为嫔,封号“令”。

但那时,后宫的风头都是属于富察皇后和那些高位嫔妃的,令嫔的出现,就像是一颗沙砾投入汪洋,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皇帝一时兴起宠幸了小宫女,这样的事情在皇宫里太常见了。

富察皇后红颜薄命,在乾隆十三年溘然长逝,乾隆悲痛欲绝,虽立娴妃辉发那拉氏为继后,却对她并不宠爱,反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怀念发妻。

当然,自古君王多风流,乾隆在哀悼亡妻的时候,可一点儿没忘记给皇家开枝散叶的责任。

比起家世显赫的第二任皇后辉发那拉氏、股肱之臣的女儿贵妃高佳氏、生了好多个孩子的皇贵妃苏氏,还有为了民族大团结入宫的颖贵妃巴林氏、容妃和卓氏(香妃的原型),令嫔既没有显赫家世,背后又没啥政治势力,在宫中地位也很低,乾隆新鲜劲过了,也就把人晾在一边了。

小小包衣奴才,能得皇帝一次青眼已是祖上烧了高香,还祈求什么呢?

可乾隆在这时偏偏多看了她一眼!

03

初恋永远都那么珍贵。

身为乾隆发妻的富察皇后如果活得久一些,或许会随着年华老去成为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可她英年早逝,随着时光流逝,就成了乾隆心头的一颗朱砂痣。

富察氏去世后,乾隆无休止地怀念发妻,而令嫔就在这时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他身边,成了他相思的最好慰藉。

前文说过,令嫔做宫女时,是伺候富察皇后的。她与先皇后关系亲近,耳濡目染,连气韵都学得几分相似。她和富察氏一样温婉大度,甚至比富察氏更机敏聪慧,一颦一笑,总能让乾隆看见一星半点儿富察氏的影子。他沉溺于这样的影子里,对令嫔的宠爱一天比一天深。

乾隆十三年三月,富察皇后死后仅仅两个月,令嫔被册立为妃。放眼望去,清朝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位后妃的晋升速度有她这么快。

乾隆二十四年,令妃晋封令贵妃。

乾隆三十年,令贵妃晋封令皇贵妃,统领六宫诸事。

从小宫女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贵妃,她用了二十年。

那个时候,皇后辉发那拉氏惹怒龙颜,剪了头发被送回宫中软禁,皇后的金印金册都被收了回去,这个皇后,可以说是不废而废了,而令妃就成了实际上的后宫掌权者。

对于妃嫔来说,皇帝的宠爱是面子,后宫的权力是里子。宠妃往往空有面子,皇后往往只有里子,但令妃却两者兼得,虽无皇后之名,却行皇后之实。

04

乾隆皇帝爱下江南,当然也免不了沿途拈花惹草,可他不管去哪里,都要带着令妃。

由于受宠,在封妃后的几年里,她统共生了四子二女,是清朝生育最多的妃子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生下了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

一个包衣奴才,能一步一步靠着自己获得皇后青睐、皇帝荣宠,连生的孩子都能被忽略母家身份而立为储君,这个令妃一路开挂,可不简单!可能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拿了主角剧本吧。

乾隆四十年,令妃生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她去世后,乾隆同样十分伤心,写了一首又一首悼亡诗,不但把她的娘家抬入镶黄旗,还下令把她原有的妃嫔仪仗增加到七十六件,就连富察皇后当年都不过只有五十九件。

乾隆六十年十月,令懿皇贵妃被册赠为孝仪皇后,她终于在死后成了皇帝正妻,也是清朝唯一一位汉人皇后。

依照《清史稿》里的记载,历任清朝皇帝对妃嫔的宠爱程度和宠妃去世后的表现都不相同。

皇太极对海兰珠是“有宠”“伤悼不已”;顺治帝对董鄂妃是“宠冠后宫”“死后亲制行状”;乾隆对富察皇后是“甚重之”“深恸制述悲赋”。而史书中对令妃过世后的描写,却只有枯燥的流程:“谕,本月二十九日。皇贵妃薨逝。着称令懿皇贵妃。依例辍朝五日。”“所有应行典礼,着各该衙门察例具奏。”

一切都依例而行,看不出半点情绪。有人以此得出结论,说乾隆根本不爱令妃,只当她是生育工具,她能一路顺风顺水,全是借了富察皇后的东风。

难道乾隆对令妃,真的是只有宠而无爱吗?

从事实来看,并不是这样。

富察氏刚去世不久,令妃的父亲魏清泰在筹备先皇后的贡品饽饽时犯了大错,“供品上应用饽饽仅上五六碟,屡次传取,亦未预备一次”。没有准备贡品,这是严重的失职,是要砍头的大罪。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与魏清泰一同担任内管领的同僚都被连坐贬官了,魏清泰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官位还随着女儿封妃,不降反升。

乾隆如此重视富察皇后,却在这样的事上对令妃家人宽容到纵容的程度,自然是因为令妃在他心中位置也同样重要。

令妃生嘉庆帝时,已经三十五岁高龄,生十六皇子和十七皇子时,分别是三十七岁和四十一岁,一个出身低微、毫无根基且年龄渐长的女人,若真无帝王偏爱,怎么会生这么多孩子?

从卑微的汉军旗包衣,到紫禁城的皇贵妃,她一步步走上女性的至尊之位,把整个家族都拉扯进了“尊贵”的满八旗,还让汉人的血脉流进了清朝皇帝的身体。

传奇版“娜拉出走之后”

青楼里卖唱的小女子,与雄霸一方的都督大将军,般不般配?

或许我们看小说时总能瞧见这样的剧情,而真实历史中,也有一些传奇人物,他们的人生远比小说精彩。

面对这样的质疑,十四岁的董毛媛说:“我的容貌就是要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但当那个样貌英俊的男主人公走出来,拉起她的手问“你跟不跟我走”的时候,董毛媛却不肯了,她只说:“我不当人小老婆的。”

01

董毛媛从小的时候就被人说心气儿高。

1900年,她出生在上海浦西的一个贫民窟里,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母亲是做帮佣的,家境十分窘迫,她年幼的弟弟妹妹都因为无钱治病,先后死去了。

她小时候就长得好看,被弄堂里的人称作“小西施”。不管什么年代,总有生于贫贱却长得好看的姑娘靠色相改变命运的,毛媛的母亲就存了这样的心思,给她裹了小脚,盼望着她长大后能靠一双三寸金莲踏进有钱人家的大门。

但毛媛却不乐意,一次次扔掉裹脚布。母亲生气了,说她裹脚只裹一半,是个半截观音。毛媛硬脾气地跑到庙里去,指着泥像对她娘讲:“观音菩萨也是个大脚呢!”

十二岁那年,父亲生了重病,家里愈发窘迫。为了给父亲筹药钱,毛媛被卖到了堂口里学戏,期限三年。

所谓“堂口”,其实就是青楼,毛媛虽然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但风月场里哪会留人清白?

刚进青楼时,老妈子将她梳洗打扮好,拉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那是她第一次拍照,虽穿得体面,内心却充满了惶恐。

毛媛年纪尚小,便以清丽的嗓音获得众多客人喜爱,老妈子将她当作摇钱树,只等她长大成人,就送出去给有钱的老爷们。

美丽对于出身寒微的女子来说,有时候是一种负担。咿咿呀呀的小调和男人的调笑声响在耳畔,让她一日日陷入恐慌。

清朝专制帝制被推翻,革命胜利了,男人们都剪了辫子,女人也不用裹脚了,外面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毛媛只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发育,她越来越害怕。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

夏之时,一个英武不凡、器宇轩昂的军人,他每次来时都要毛媛作陪,但只是要求她在旁边唱曲儿——夏之时实际上是在这里与一些人做秘密会谈,毛媛只是个幌子。

毛媛不晓得这个男人在做什么,只听人说他是显赫的大人物,二十四岁就做了四川省副都督和总司令,是个救国救民的大英雄。

夏之时从来不嫌弃她的出身,空闲时会教她读书写字,还会与她讲时局的变化,讲东洋、西洋的各种奇闻逸事。

我更细心地观察夏爷了,见他身材高壮,肤色白润,额宽,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神态英俊,性格豪爽,自此我就更加爱慕他,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三年期满,夏之时提出要为她赎身,要娶她回家。当时,夏之时的发妻闫氏生了肺痨,命不久矣。毛媛不愿意在这时嫁给他:“大街小巷都说我要嫁给你,你老婆没死,晓得了还不得活活气死?难道我比肺病更害人?”后来闫氏去世,毛媛才与他约法三章:第一,坚决不做小老婆;第二,要带她到日本求学;第三,成家后,夏之时管国家大事,她主理家务。

还没来得及赎身,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悬赏三万大洋要拿夏之时的人头,他不得不逃到日本避难,毛媛也逃出青楼,搭上黄包车随他而去。

02

1914年,昔日的青楼歌女迎来了全新的人生,她与夏之时正式结婚,改名董篁,字竹君。从此以后,上海滩少了娇滴滴的“小西施”,世间多了一个“自由人”董竹君。

婚后,董竹君在日本生活,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相夫教子。

夏之时出身优渥、少年得意,身上有许多大男子主义的派头,从前交往时还不觉得,结婚以后矛盾便一点一点凸显出来。他不喜欢妻子与外人多来往,甚至不喜欢她交朋友。董竹君却是个追求自由的女子,她修完东京女校的课后,还想去法国深造。夏之时对此十分不满。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国,临行前给了董竹君一把枪,说是防贼,但又强调,若是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就用这把枪自杀。不仅如此,他还让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去日本监视嫂嫂,以免她红杏出墙,不久后又要求她回国,去四川和夏家人一起生活。

到了夏家大宅,董竹君才知道丈夫是生长在一个怎样封建庞杂的大家族里。各房媳妇都看不起董竹君的出身,婆婆更是公然放话:“一个卖唱的只配当姨太太罢了。”

做了督军夫人,却每日周旋于琐碎家务,还要应付着各方冷眼,董竹君的日子并不好过。不甘愿局限在这四方宅院的小小天地中,经过一番筹划,她用积蓄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做出租黄包车生意的“飞鹰公司”,大胆向新时代女性的方向迈进。夏之时的革命党友人来拜访,赞叹道:“你们家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家庭。”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家中也不支持,董竹君的这两个厂子渐渐都萧条下去了。而这时,夏之时的仕途也遭受了重大打击,1919年,由于在派系斗争中跟错了人,他被解除公职,削夺了军权。

夏之时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热血报国的少年英雄了,他渐渐堕落成一个整天吸食鸦片、浑浑噩噩度日的人,每天除了抽烟打麻将,就是回家打老婆。

辛亥革命时,他是最激进的新青年,此时却被封建大男子主义占据了头脑。他不允许董竹君去外面抛头露面,她就连和他的士兵多说一句话都要遭到毒打。

她为他生了四女一男,但夏之时十分重男轻女,从来不管四个女儿的生活教育。有一次大女儿出痧疹,发高烧危及性命,董竹君彻夜不眠地守护,竟被他指责不管家务。

当时时局动荡,夏家从四川搬到上海法租界,董竹君为女儿请了钢琴家教,只因那个男性钢琴教师写了封叙述课业的信给董竹君,夏之时便拿起菜刀追着她喊打喊杀。

面对丈夫的改变,董竹君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四个女儿离家出走了。

03

一直以来,夏之时都觉得自己是救她出青楼火坑的人,她是他的私有物。董竹君的骤然出走令他大受打击,他不停写信给她,一次次忏悔,董竹君却无法相信他的诚意。

夏之时坚定地认为,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还要赡养年迈的父母,在这物价飞涨的上海滩不可能生存,他还笑着说:“我们来个君子协定,暂不离婚,你要是带着女儿没在上海饿死,我的手掌给你煎来吃。”

董竹君彻底对这个男人死心了。

1929年,两人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当时的上海文艺界对她大加褒扬,称她是《玩偶之家》里那个“出走的娜拉”,然而只有“娜拉”自己知道,出走以后的日子有多艰难。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频繁出入当铺。但她并不是坐吃山空的人,离开夏家的第二年,她就创办了群益纱管工厂。

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做,全靠丈夫的朋友戴季陶资助了一笔钱才得以勉强维持。刚刚有了收益时,战争爆发了,战火将她的工厂毁于一旦。

她参加进步社团,和一群小年轻一起反抗日本人,抵制日货支持国货,却在一次爱国演讲后被抄了家,还被抓进大牢蹲了四个多月。这下子,她钱财散尽,彻底一无所有了。

母亲不断地劝说她回夏家,认为女人就应该相夫教子,可她偏偏不肯信这个邪。

1935年3月,得到朋友李嵩高支持的董竹君开了一家饭馆,取名“锦江川菜馆”。

这次的生意意外红火,锦江菜馆的名声越来越大,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在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很多南京、上海的军政要员都喜欢来这里吃饭。连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对锦江菜馆的香酥鸭子恋恋不忘。

为了鼓励女性追求独立自主,董竹君还专门创办了锦江茶室,聘请女性服务员,帮助她们取得经济独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锦江菜馆成了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董竹君身处上海,却不断为前线捐款捐物,还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鼓励女性加入斗争的行列。

1945年,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董竹君创办的锦江饭店成了上海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而她也成为上海滩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锦江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场所,一直到今日,它都是上海滩的灯红酒绿里一个传奇的所在,接待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1997年,董竹君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她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写道:“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弃信念。”

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真正的勇士从来不会局限于出身、时局和周遭的冷眼流言,他们敢于正视命运,扼住命运的喉咙,给自己挣出一片天。

董竹君生于贫民窟,长于青楼馆,曾想安心做别人的太太,却最终义无反顾摔上家门,离开了那个束缚她的封建家庭,创办起自己的事业,显达于动荡的时局中。

她成就自己,也成就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