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夏红工作一年，就嫁给了早她工作三年，同为中专生、同为干部的倪大山，张夏红22岁，倪大山26岁。
说起张夏红之所以这么早就结婚，还是因为“穷”。
倪大山家是农村的，父母生有六个孩子，大姐小学毕业后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大姐长大后远嫁南方某城，把上小学的六妹接到身边抚养，一直到大学毕业。二姐是南方某县城的小学教师，结婚后也把五妹接到身边，一直供养到某糖厂工作。倪大山排行老三，也是唯一的儿子，按规定是要抚养四妹，但四妹初中毕业就到大姐的城市做生意，如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倪大山成家自然就靠不了父母，张夏红的弟弟还在读书，她的父母也没有多余的钱。
一天晚上，倪大山晚上进监出来，到张夏红的宿舍找她。倪大山神色凝重地对她说道：“听说单位要房改，以后不能白住，要出钱的，现在买房便宜，以后就贵了。我们两家都没有钱，现在我有5000元的存款，应该够买一套小户型的，刚好单位新盖好一栋楼房，准备分给新婚夫妻，我们明天就去当地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张夏红低头沉思起来，没有马上答应倪大山那很现实的求婚。
张夏红工作时，单位的房子紧张，不过到她工作时已改善很多，之前的女干部分到结婚的家庭去住，人家小夫妻卿卿我我，单身警察在人家家里住特别扭。有的女警察住着住着变成了“小三”，成了人家婚姻的破坏者，都是房子惹的祸。张夏红和一起参加工作的二个干部分到结婚才能住的套房——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这是对她们女干部的优待，男干部和工人都住在单位的青工楼。
张夏红与家在本单位的校友住大卧室，校友住家，基本上就是她一个人住大卧室，另一个一起工作的干部住小卧室。本来客厅是没人住的，但小卧室的干部喜欢热闹，把她一起上班的同事叫来与她们一起住，那个干部拉了一个帘子，就在客厅住下了。
刚开始，三人处得还不错，三个人过起“小日子”，买菜的买菜，做饭的做饭，洗碗的洗碗，分工合作，钱方面当然是AA制。直到张夏红与倪大山谈起恋爱，这种和谐就被打破，矛盾也慢慢出现了。
张夏红和倪大山每天一起吃饭，有时去单位食堂吃饭，有时就去小吃店打牙祭。住小卧室的干部喜欢热闹，经常叫朋友来做饭吃，吃完后接着打牌，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经常玩到三更半夜，住客厅的同事受不了，结婚后就搬走了。
之前，有男干部到张夏红她们宿舍找她们玩时，住小卧室的警察总要介绍张夏红是倪大山的女朋友，与张夏红同住的校友，她则介绍，她的男朋友在外地，还没有调过来。张夏红的校友很生气，私下对张夏红说道：“生怕我们两个抢她的风头，本来还想保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再挑一挑，省得调工作难。”校友与男朋友是同班同学，读了两年中专，谈了两年恋爱，两人是一见钟情，男朋友分回他所在的州县工作，两人不得不暂时分开。张夏红倒是没什么，她第一眼见到倪大山就认定了对方。
张夏红想到越来越紧张的宿舍关系，又想想倪大山所说的现实情况，害羞地点头答应了倪大山的求婚。
那时结婚和离婚，都要经过组织同意，分管领导不同意，是不能结婚和离婚的。张夏红好朋友的丈夫有外遇，朋友要离婚，但领导不同意，领导认为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他们上大学时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到春雷监狱工作。这一拖，两人就没有离婚，那时领导的干预就像《民法典》给夫妻离婚前的冷静期一样，张夏红的好朋友一直过得很好，后来，夫妻俩人还生了一个儿子。
第二天，倪大山拿着单位开好的结婚证明，高高兴兴地和张夏红去民政局领取结婚证。
朋友在一起聚会时，每每提起求婚这个话题，张夏红都会对朋友说道：“我的求婚是世界上最不浪漫的，太现实了，没有电视上的钻戒，没有玫瑰花，更没有那深情一跪。”
婚后，倪大山和张夏红一直没要孩子，一方面是因为90年代初，在单位上生孩子要排指标，有指标才能生孩子。春雷监狱医院主管计划生育的医生，见到张夏红这些年轻夫妻，都不忘叮嘱一句：“小心一点，没有指标千万不能怀孕。”没有指标怀孕，单位都要让你流产，如果硬要生，没有指标怀孕的夫妻就成了单位的典型，大会小会都挨批，还要被扣钱，再不去做人流，就开除公职为最重的处罚，最后为了保住饭碗，没有指标怀孕的年轻夫妻不得不去引产。另一方面，倪大山认为张夏红太小了。婚后三年，张夏红想要个孩子，倪大山说道：“我领两个孩子领不动，两个抢冰淇淋怎么办。”
结婚四年后，两人升级为父母，倪大山30岁，张夏红26岁，从此开启了“他们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