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吸收佛家观点，总体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借助佛家的启发，新儒家把儒家思想中原来虽然蕴含着，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的一些东西明确化了。关于人性的本质，关于天命的本质等问题，在孔子都没有明确地论述，而借助佛家的启发，宋明理学对这些哲学性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阐述，王阳明的成就就是其中的高峰。
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就从《传习录》的这个例子说。有人质疑：“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这个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要知道按照王阳明的领悟，好名、好色、好货这些“人欲”，并非和“天理”绝对对立。人喜欢出名，喜欢金钱美女，在其他理学家看来固然是应该剔除的人欲，但是，王阳明却已经领悟到了，这些欲望也是天理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能够适当地安放这些欲望，不让它们泛滥成灾，就不违背天理。当王阳明被质疑为“剜肉做疮”时，只好不正面回答，而严肃地（正色）告诉对方，“我这个方子就是好”。原因也正是因为他知道对方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王阳明的真实想法是，“我知道这个做法有剜肉做疮的危险，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实阶段还需要，大本事人过了数十年，亦还用得着”。王阳明固然知道王良所说的“良知不需要去‘致’”有道理，但是更知道在一开始就这样宣称，则大家都不去修养自己的心灵了。类似慧能的方法，对一些不适当的人来说，反而没有作用。所以，王阳明要求人们先从扫除这些“人欲”开始，通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可以把这些“人欲”（按照佛教所说就是我执）减弱，然后，就可以用王艮的方式，让人欲合乎天理了。
王阳明的方法，对治那种自我修养中急于达到高境界，在行为上不自我约束，结果反而成为口头禅、野狐禅的偏差，很有用处。但是，这样的危险，就是陷入另一种偏差—这怪不得他，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这另一种偏差，就是本文要说的，儒家吸收佛教观点后出现的过分克己和压制人欲，过度强调“无私”，最后发展到“狠斗私心一闪念”。
三
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要求人，在发现有任何“私心”的时候，马上“狠斗”，也就是强力压抑。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的效果是可以让人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口号压抑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压抑人的正常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要求满足个人的需要。不能有“好货”之心，所以，富裕的人是要遭到指责的；不能有“好色”之心，所以，25岁之前恋爱是被看作类似流氓行为的，爱情歌曲被改名称为黄色歌曲；不能有“好名”之心，所以，当时的许多小说都是“集体创作”。这样的压抑，使得整个社会都沉入一种死寂的状态，心理极为不健康。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样一种极端的态度，实际是儒家的“克己”和佛教的“去我执”、禅定中的“去杂念”结合后，又被逐步扭曲形成的结果。
其实，在儒家一开始吸收佛教观点和方法时，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偏误了。这个偏误就是，大家对儒家和佛教的区别注意不够。儒家思想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是“世间法”；而佛教是为了超越性的追求服务的，是出世间法。因此，对待“我执”或者“人欲”，这两者的根本目标就不一样。作为追求超越的出世间法，作为宗教，当然可以让信徒追求一种很特别的境界，破除我执。但是，作为世间法，这个目标就并不适当，因为“人欲”或者“我执”恰恰是世间生活的基础，是不需要破除的，只需要控制调节。
世间法的“克己”只需要一种自律、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就可以了，不应当把佛教中的一些用于出世间的方法引入。引入不当，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出现了把正常的个人利益追求看作是“自私”，甚至出现了“狠斗私心一闪念”。
当然，在后来的偏差中，还有其他的认知上的误解。比如，佛教固然目标是去除我执，但是并不认为压抑的方式可以去除我执，压抑只能让我执的表现更隐蔽。“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看大家很大公无私，但实际是人们的私欲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肮脏恶劣。“狠斗”，这样一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部分极端不接纳的态度，更是会强化人的变态的攻击性。“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的残暴行为，从根源上看未必不与此有关。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出现上述偏差的原因也不仅仅是认知上有误解。有的人是用这样的口号作为心理控制的手段，还有种种社会学、经济学等原因，那应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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