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占据上风。
人都是需要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评价，从而给自己一个评价，给自己一个意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心理，我们需要意义感，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可以满足于仅仅"饮食公母"，人仅仅"饮食男女"是不会完全满足的。虽然有些人志向比较低，最后放弃了更高的追求，退而回到仅仅饮食男女的动物层面，但是那只是一种无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就算当时和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们唾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那千千万万人和全知的神相比还是无知的，他们不了解我、误解我也都不足为奇。当然我们由于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难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罪感文化"：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点，我尽力改变自己以接近神。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次要的。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个例外，后来的佛家也有新的影响，这里先不谈)。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这种他人的评论体现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上。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耻"的文化，当你做了错事，你不是无法面对上帝，而是无法面对他人，大家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可耻的，而这种评价带来一种力量——"千夫所指"据说能让羞耻中的人无疾而死，实际上比死也许更难过；因此中国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耻心就是中国文化中用于约束人的行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耻心，则人就不会为所欲为，即使是掌握最大权力的国王，他可以不担心其他的约束，却也会担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责嘲笑批评和非议，也就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设计，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种规范约束作用，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对一些人给予褒奖，对另外一些人物给以批判，就可以使当代人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典范，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秦桧跪像被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这个方法会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没有写作，却编著了一本历史书《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什么呢？孔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危害，只是通过权威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使"乱臣贼子"的身后名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实际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种"社会学习"能力，当人看到别人的某个行为受到了褒奖，则自己也就会倾向于学习这个行为；看到别人的行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孔子作《春秋》的行为简化来看，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好样的；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是乌龟王八蛋。"只不过孔子把"好人"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汇，如"忠臣烈士"、"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等等，把"乌龟王八蛋"也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乱臣贼子"、"衣冠禽兽"、"无耻之徒"等等。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贬低孔子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人类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而社会中的人没有自我约束又不行，所以必须发明出一些办法，而所有的高级方法，说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种方法的改进而已。用给好坏"命名"的方法来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两千年来在中国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修当代史，以及重新解释古代史，来给今天的人传达一种良好的伦理规范。柏杨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释了《资治通鉴》，并且在书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说"汉武帝"如何，而说"刘彻"如何如何，这样就削弱了中国人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说，柏杨通过直接臧否人物，对古代的人物给出了全新的，在我看来也是更好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