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荫麟应用“默证”理论最著名者并非上述五者，而是1925年反驳顾颉刚的“疑古”研究。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掀起怀疑古史的激烈思潮。此论一出，便引起东南大学的学者柳诒徵、刘揆藜等人的批评。张荫麟起而支持后者，并认为顾氏有“根本方法上之谬误”“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
何谓“默证”?“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默证并非毫不可取，但是却有其适用的条件。张荫麟引用法国史家瑟诺博司(Ch.Seignobos)和朗格诺瓦(C.V.Langlois)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的说法,指出默证必须具备以下任一要件：
(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
而此衡量顾颉刚之说，“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了《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张荫麟还故作戏言说：“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501傅斯年稍后所作《戏论》,亦类此反驳疑古学说。后来梁园东、绍来、徐旭生等人也持类似的批评意见，陈寅恪、陈垣也私下表达过相近的看法,可见张氏之批评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疑古的反对者不在少数，唯独张荫麟能够运用西方史学方法加以论证，正是其技高一筹之处。
顾颉刚对张氏所论印象深刻，曾向人提及：“素痴先生写驳他古史主张的文字时，仅是十七岁的幼年。”并拟作文字加以回应。但顾氏并未接受外间的反对意见，而是继续补充、加深和发展自己的“疑古”史学。后来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大意“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张荫麟继傅斯年后，撰文指出顾氏罔顾《商颂》、齐钟的可靠性，背后实则疑古太过：
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不过，张氏也没有将疑古思想一概否定，而是适当地有所借鉴。
他第一篇书评即质疑梁启超老子在孔子后之说，但到1931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之时却有转变。冯氏借鉴“疑古”而标榜“释古”,把《老子》归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张氏撰写书评认为，“老子(如果真有其人)当在庄子之前，正确年代已不可考”,实际上推翻前说，认为老子在孔子后了。在20世纪40年代结集出版的《中国史纲》中，张荫麟把老子的思想放到《战国时代的思潮》一章加以论述。
关于疑古的“默证”论争，学界亦有左袒顾氏而不满张氏者。中古史名家岑仲勉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上古史研究，着手解决禹与夏有无关系之问题。“当余未读《古史辨》时，对于禹之有无一问，亦曾抱类乎张氏之意见，即有反证无直证。”但细考以后，发现张氏亦无法举出《诗》《书》等可靠史料中有“夏禹”的实证，不过为“强证”而已。而张氏所引之西人“默证”之法，要求“均经记录及记录完全未失”“不特在古史，即在今史，亦绝对无适用默证之余地”。岑氏并质疑前引的两项要件“未必涵盖无遗”,现存之史料为何没有“夏禹”之记载，“以统计学决疑律(probability)衡之，岂其称者均在遗佚之中，不称者皆幸而传于今世耶”。
不过，张荫麟对于西方史学并未食洋不化，而是能用“他山之石”的态度反思本国史学的不足。他曾敏锐地指出，“章氏(章学诚)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意大利史家克罗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所谓“记注”或chronide,“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而“撰述”或history,则负责解答“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张氏并以此理论批评新出的《清史稿》,“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
其中对于《乐志》部分的批评，“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引起负责该志的老辈史家张尔田的答辩，“史之为道，重视变而不重视常，清乐既创前代所未有，尤不可不特纪，且此又是清乐成立之历程，史家叙其历程，固与述专科者不相妨也”。荫麟受到西方史学影响甚深，倡言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分科治学,诚然与张尔田不同。不过，二张对于当时位居主流的“整理国故”运动的看法偏于负面，却殊无二致(详后)。
张荫麟翻译美国史学家甲斯丁·斯密士(Justin U.Smith)的《论作史之艺术》一文，特在篇前加具按语(亦可作书评看),表彰文笔于写史的重要性：“史家叙述其研究结果，当利用文笔之妙。文笔之妙，不独可以增加读者之兴趣，且有助于真象之状出。”反观国内所谓“国学”“论其文或则恒钉陈语堆砌古字，或则文法上、修辞上之错误且不免”“特此类著作而充斥于史学刊物，而操一刊物之笔政者，又以缺乏此类著作为患焉，斯则我国史学界之奇羞矣”。因此有史学“艺术性”之提倡。
张尔田却无借重西方史学以针砭“国学”的想法，反而认为，“以今日学者治学之轨道全失，标新领异，惟怪之欲闻。得一奇说，不问其了解与否，即滥用滥传，久且兰变为茅，橘化为枳。名为欧美之学，而实非欧美之学之本然”。对于史学“艺术性”的讲法，则表示：“史家非必借重于艺术。乃是无从避免者。此如算学上等分术之零分，非此则不能还原。此理极是平常，独笑我国人自轻家珍，拾外人之牙慧，大惊小怪。”其语虽不无讽意，正表明其认可“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理念。而他所针砭的对象，却与张荫麟一致，即国学界盛行的“新汉学”考据之风。
张荫麟出国前讲史学的艺术性，多强调文笔之优美；后来他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受到康德美学批评的影响，强调“美”的感知与想象，对“艺术”的理解更为深刻。其时，容庚新著《古石刻零拾》,邀荫麟写序。序文提出治史有二道，除了“穷理之态度”外，还有以“审美之态度”治史。略言：
自划于时间之一片段，置身其境，靡所不观，靡所不搜，靡所不问，日受浸渍与熏染，恣意神游而冥会，久乃深入其阃奥。摄挹其精魄，而豁然洞见一森总之小宇宙，其间万物，轮廓如削。以此灼观，而述一人之史，则若劈最老友之平生；而述一地之史，则若追摹故乡之景物；而述一事之史，则若自叙萦牵梦寐之旧迹。此以审美之态度治史者也。
荫麟曾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写过书评，或亦留意到陈寅恪为冯书所写之审查报告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见，两人皆强调对于历史的想象力，甚至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在当时“新汉学”考据学风弥漫的国学界堪称少见。在他们看来，依靠合理的想象力，甚至可以超越证据的局限。陈、张之史观甚为合拍，后来陈悼张之诗所云，“共谈学术惊河汉，与谈交情忘岁年”应非虚语。
张氏史学观念之开放趋新，还表现在对当时刚刚兴起的“唯物史观”一派史学的评论。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氏称之为1930年中国史学界两种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又认为西周的奴隶制度是郭氏的“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虽然他在1941年的《中国史纲》中并未承认周代是奴隶社会，但辟“奴隶”专节，承认有奴隶阶级。荫麟弟子李蜒也注意到了张氏对土地占有问题的叙述和西周封建论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张荫麟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冀朝鼎的英文专著 Key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也大表赞赏之意：
挽近案据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史者，大抵议论多而实征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实罕靓而可贵。
张氏敬佩作者以水利建设划分“经济要区”的见识，誉为“大刀阔斧之开山工作”,只是就如何确定时代性质和“经济要区”提出细部的商榷意见。
不过，“整理国故”所带动的专题式考据论文之风气，却是无法违逆的。真正奠定张荫麟的学术地位者，并非这些仅仅“摘录原文，未加案语”的杂志书评，而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证文章。陈寅恪推荐张氏入职史语所，便称道其“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事未成而任教于清华历史系和哲学系，一改其旧辙，锋芒毕露、与人商榷之书评日渐少见，重心由批评转向著书立说。在浙大任教时期(1940—1942年),荫麟尝向弟子徐规传道：“评论文章好写，但不易写好，能传世者少之又少；考据文章亦不易为，但写成多能传世。”这可视为张氏个人学术道路的选择，其实也提示出20世纪30年代文史学界风气的成熟和变化。
李欣荣
谨识于广州康乐园向阳书房
2017年3月1日
[1]参见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见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1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参见桑兵、张凯、於梅舫：《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解说》,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3]以往研究近代书评史者，多局限于少数报刊上的专门书评，偏重论“文”而少顾及“人”。例如，张越：《“书评”中的学术批评——〈燕京学报〉“书评”栏目的特色》,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叶建：《〈史学消息〉与史学书评类期刊发展》,载《出版发行研究》,2012(3)。另有孟昭晋的《中国近代书评源流初探》一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以及赵晓梅的《中国书评史初探》(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提供了书评史发展的一些史事轨迹，亦可参看。
[4]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6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7]张荫麟：《答朱希祖君(附来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2~34期，1928。
[8]张荫麟致容庚，1930年1月2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来鸿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