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顾颉刚氏发表其《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见十二年五月《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下省称《读书杂志》]第九期),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刘揆藜氏及胡堇人氏并起驳之，顾氏复为文反辩，提出讨论者八事：
(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在何处?(四)《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五)后稷的实在如何?(六)尧舜禹的关系如何?(七)《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八)现在公认的古史统系是如何组织而成?
迄今顾氏之文所已发表者，仅及上列(一)(二)(三)(五)(六)五项。(后又增论文王是否纣臣)而刘氏再驳之文，除关于上列第(一)项者外，亦尚未露布。(顾氏及刘氏文，并见《读书杂志》第十一至十六期，又转录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至第五期。)兹将顾氏文中之涉及尧舜禹事迹者衡论如此。
一、根本方法之谬误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兹于讨论之前，请征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以代吾所欲言。其说曰：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限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
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下略)
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举日尔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见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translated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书已由李思纯君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谓予不信，请观顾氏之论据(以下仅举一例，其他同样之谬误不下十余处，留待下文详论，以省重复):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见《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三页第一格)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二、夏禹史迹辨证(参看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禹的来源在何处”两节)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何以《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橘维师氏。’读此很可见人名为单字，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橘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橘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瞥，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观《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汤”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