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圈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换言之，即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揆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种类推法(analogy),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参看J.M.Vincent:HistoricalResearch,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成都记》亦云“杜宇死，其魂化为杜鹃”,岂蜀帝杜宇为鸟而非人欤?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鲧为水中动物之神话，而因禹与鲧相类，遂谓古代亦以禹为水中动物，此种类推法之结果，亦不能据为典要。至《淮南子》乃汉人之书，且多妖言，决不能用以证春秋以前之历史观念。
顾氏又曰：“《天问》言治水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遂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见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很多，引禹为类，并不为过。”
此用类推法，与前者同一谬误。且即用类推法，亦必须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试问总理治水之禹，与神话中画地之应龙、曳衔之鸱龟(按王逸注云，“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据为典要，然顾氏谓鸱龟为治水中动物，其言亦无确据也),安能引以为类!
顾氏又曰：“《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藉。”(按第一条理由谓禹为似蜥蜴之动物，刘揆藜氏已驳之。)
顾氏谓鲧为熊之说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问》云：“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与刚愎之鲧何以变化而不相同，有何神圣之处足供附会。“龙虬负熊”之熊，与鲧有何关系?(若因神话谓鲧化为熊，言熊便是指鲧，然则凡言杜鹃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负熊”之龙虬与禹又有何关系?愿顾氏明以教我!
顾氏复下一假定曰：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觉得禹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关于此假定，吾侪可分五层评论。
(一)请问“商周间的新民族”是否“有平水土的需要”?顾氏曰：“楚越间因土地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龙蛇的需要。”焚山泽乃益事，与禹无涉，兹且不谈。至谓楚越积水泛滥，则不能不请其“拿证据来”。顾氏引《天问》“地何以东南倾”“东南何亏”及《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三事，遂谓周代楚越之地，与孟子所谓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竟这等相似”。按古人所谓“地不满东南”,乃因我国东南部地势倾陷，为江海所归，此与陆地上积水泛滥，自是二事。且《天问》所谓“东南”并未明言何地，安得随意指为楚越。读者更须特别注意：《汉书》只言“江南卑湿”,而顾氏则云：“楚越间地势卑湿，积水泛滥，故有宣泄的必要。”此全为凿空附会之谈，实犯史法上“从抽象名词推理”(reasoning from abstractterms)之大病(参看Historical Research,pp.259-260),夫吾人今日犹恒谓“粤地卑湿”“南方卑湿”,然则广东亦“积水泛滥，有宣泄之必要”耶?
(二)禹若为楚越民族所虚造之神话中人物，则决不能于华夏之历史观念中有立足之地。何也?春秋以前，吴越荆楚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为“蛮”“夷”而不侪于人类，而又中原之世敌也。夫以自命堂堂之华胄，而乃取彼“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之民族之神话中人物，与中原历史观念根本相凿构者，举而加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与之配祀，垂为型仪，律以古代夷夏之防之严，及以夷变夏之大惧，此必无之事也。
(三)禹之神话盛于楚越，不能为禹之观念创自楚越之证。安知非由于楚越与中原民族接触后，禹之史迹输入，因从而放大附会耶?禹之神话之所以盛于楚越，吾尝求其故，盖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于想像，独擅构造神话之能力。(参看顾实《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华夏自重，以洗刷蛮夷之名，而自认为禹后(此正犹刘渊之自认为汉高祖后),益有制造禹迹以弥缝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会稽，道死葬会稽等传说所由起也。
(四)绳以逻辑。顾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视乎能否证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无禹之观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观念。二者缺一，则其假定无根可据。关于后者，顾氏未道及只字。吾尝代之向汉以前之载籍搜索，毫无影响可寻。关于前者，顾氏之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