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可见其作于成康之后，昭穆之世。细绎《周颂》的话，他们也说山河，但没有道出个禹字。也说耕稼，但又没道出一个禹字。也说后稷，但又没有道出他和禹曾有过什么关系。一比了商鲁《颂》、大小《雅》对禹的特别尊崇，就显出《周颂》的特异。《周颂》为什么特别不称禹?原来作《周颂》时尚没有禹的伟大神迹传到周民族来。
《周颂》中有一首称《成康》,只能证明此首作于成康之后，不能证明《周颂》三十一篇作于成康后若干时。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此三十一篇皆作于大小《雅》、周鲁《颂》之中各诗前，昭穆之世。是故吾侪不能用《周颂》以证昭穆之世之历史观念。兹退一步承认此层，顾氏之论据亦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夫欲因《周颂》中称山河、稼穑、后稷而不举禹，遂断定其时无禹之观念，则必须证明凡言山河、稼穑、后稷，非将禹举及不可。然此论绝对不能成立。试观大雅及商鲁颂之“崧高维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员维河”“思乐泮水\"\"江汉浮浮”,并言山河而亦未将禹举及。然则作此诸诗时亦无禹之观念耶?《诗》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闷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闷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五)顾氏谓“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又谓禹“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并引上列顾氏所立假定中语)。前者乃将“敷”“甸”二字穿凿附会之结果，后者乃由于误读《国语》,并经刘揆藜氏驳证。(见《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四页及第十六期第四页。)
综上五层观之，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的来源在何处”一节。)
三、尧舜史迹辨正(参看顾氏文中“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一节)
顾氏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无尧舜之称述，遂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毫无疑义的”,吾于第一节已辨其谬矣。彼于论禹之来源时，又尝谓：
我们称禹为“夏禹”,正和称尧为“唐尧”,称舜为“虞舜”一样无稽。《论语》上只言“尧舜”不言“唐虞”。唐虞之号不知何自来。《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姓姚，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
夏禹事前已辨明，兹不赘。且谓“《论语》上言尧舜而不言唐虞”,此全非事实。按《泰伯》篇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其言舜当唐虞之际，正与《尧典》相符。即此一言，已足尽摧顾氏之谬说。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类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岂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又吾侪既不能谓称尧舜必须言其为唐虞之帝，称唐虞必须言其为尧舜之后，然则又安能因《左传》之不言，遂谓其不如是乎?顾氏此处之谬，亦因误用默证。
尧舜与唐虞无关之说既不能成立，请进而论尧舜禹传授之史迹。关于此点，有当先决者二问题：(1)《尧典》《皋陶谟》作于何时?
(2)《论语·尧曰》篇首章是否为后人伪托?顾氏力言《尧典》《皋陶谟》乃《论语》后之人所作，《尧曰》首章非《论语》原文。惟关于前者，顾氏至今尚未举出证据。(顾氏致钱玄同书中所举证据，已经刘揆藜氏证明其不能成立，见《读书杂志》第十一期。)关于后者，顾氏根据崔述之说。惟崔说当否，又成一问题。兹为斩除枝叶起见，先将《尧典》《皋陶谟》及《论语·尧曰》首章搁置不谈，专从顾氏所举证据中，观其所谓“尧舜的关系起于战国”之说能否成立。(一)顾氏曰：“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吕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人所说，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
顾氏将《洪范》穿凿附会，刘揆藜氏已明辨之曰：“我们只要略略小心读《洪范》,便只看出不畀“洪范”九畴的是天，锡禹“洪范”九畴的也是天。鲧之殛死乃由彝伦攸數。禹之嗣兴乃由鲧之殛死，并不是‘殛鲧是天，兴禹亦是天’。这里又只言禹之嗣兴，并未说禹受天命而平水土。”(《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四页第四格)
刘氏言甚当，无待予再赞一词。次观《吕刑》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皇帝清问下民(《墨子·尚贤》中引《吕刑》,亦作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上帝不蠲。”
此处前后均将“皇帝”与“上帝”对举，然则皇帝为非上帝而为人王可知(郑康成谓皇帝指帝尧，当否且不论)。《吕刑》既明谓禹受命于人王，即所谓“他乃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之说乃不攻自破矣。水土为禹所平，九州为禹所画，而禹之迹所及又甚远，故以禹迹代表中国疆域。其所以不命舜域，其所以“将尧舜撇落一旁”者，正因舜未尝平水土，画九州，未尝有迹之故。
(二)顾氏曰：“《诗》《书》中言禹的九处，全没有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要了。就是伪作的《禹贡》,也是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何等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赐玄珪’的话，正作如此解。)”
读者须注意：顾氏所谓“完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一语，实犯笼统之病。如何谓之“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如何谓之“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顾氏未尝道及只字。夫《诗》《书》中(除《尧典》《皋陶谟》)无禹为尧舜臣之记载，此是事实。然亦未尝有禹非舜臣之反证或暗示。若因其言禹九条，未尝谓禹为尧舜臣，遂断定禹非尧舜之臣，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诗》《书》(除《尧典》《皋陶谟》外)非尧舜禹事迹之记录，而言禹亦无必说明其为尧舜臣之需要也。
《禹贡》乃叙述禹在各地治水之经历，何能将禹与尧舜之关系事实牵入?且治水非在朝廷咫尺间之事，周行天下，去虞帝不知几千里。若不能“独断独行，称心布置”,必待请命而后动，则终其身不能疏一河矣。顾氏因其“独断独行，称心布置”,遂谓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人臣的意味，真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一语，固未言锡圭受告者为尧，然亦未言其为上帝，安能增字解释，任情附会耶?皇甫谧乃惯造伪史之大家，《符瑞志》乃妖言之总集，而号称疑古之顾氏乃引据其语，吾未解何故。
(三)顾氏曰：“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无关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这可以见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按《论语》《楚辞》并无尧舜与治水无关之证据或暗示。若因《论语》未尝言及尧舜与治水相关之事实，遂谓尧舜与治水无关，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论语》《楚辞》非尧舜事迹之记录，而言尧舜亦无其治水之关系之必要也。《左传》昭七年，言“尧殛鲧于羽山”,乃出诸郑子产之口。僖三十三年，言“舜之罪殛鲧也”,乃出诸臼季之口。二人历史智识之程度未必相同，其矛盾何足异。譬如有某学校考历史，一学生言明毅宗死于李自成之难，一言其为清兵所杀，吾人其亦谓“这可以见出一种新说出来时，大家顾全不得的情形”乎?退一步言，上述二语非出诸子产、臼季之口，而为《左传》作者所附加，亦安能保其无因疏略而致误?且从逻辑上言之，凡两相矛盾之说，或有一谬，或两者俱谬，不能因其矛盾遂断定其两者皆虚也。
由此观之，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此外顾氏以此观念为基础而建筑之空中楼阁，自无劳吾人之拆毁矣。综合以上两章，可得一结论曰：
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凿空附会。
原载《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