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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三十期介绍《清华学报》(五卷一号),于朱希祖君之《中国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曾加论列。顷承朱君贻书见教，良用感荷。朱君首谓前评“纯用感情，不任理智”,末谓作者出言“詈人”。吾人复检原文，深自省察，不胜惶惑。本刊前评，其他本刊一切文字亦皆然，就文论文，不涉文外一语。其中含有评价性质之三数语，亦皆就事论事，不涉事外一语。吾人实自苦不知其感情于何表现，致有朱君之印象。事之出人意外，有如是也。
兹于答复朱君之前，有当附言者。我国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七年前章鸿钊君于其《中国铜铁器时代沿革考》中已发之，(其结论谓，“春秋战国即公元前五世纪，吴楚诸国始用铁兵”)而朱君文中所引证，除二三条外亦无出章君此文及其所著《石雅》之外者，然朱君文中绝未称及章君之著作。(后于章君而先于朱君者，日人松本文三郎有《古代支那の鐵器に就いて》,其中主要引证亦尽见于朱君文中。)吾人虽诧于契合之奇巧，亦不欲抹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可能。今所欲申明者，吾人虽与朱君辨难，实即操戈而造章君之室耳。
以下照录朱君来书并逐条加以答复：
《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左右：
读贵刊《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评论(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此评论不署名，故陈之编辑者),首评拙著《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历将拙著疑点举出，不胜感谢。惟观通篇评论，纯任主观，不任客观，纯任感情，不任理智，实非至当之评论。何以言之?既云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之说不能成立，完全推翻，理宜举出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北方之确据，作为一种反攻之铁证，然后可以折服吾心。空言古代南方之证据如何不可信，然古代北方，并如何不可信之证据亦不能举出，则先生亦可以休矣。此就其大体之评论，已觉其失当者也，按朱君所举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据能否成立，此为一问题。吾人能否证明铁兵先行于北方，此又为一问题。不能谓在后一问题未解决之先，则前一种证据，无论其如何不充分，皆得成立，而不容置议，“亦可以休”也。此理至明也。而朱君云云，一若真理之探求，同于体育场上之球赛，苟甲方不出阵，则乙方天然胜利也者，此在逻辑上为误用“不容间律”,在历史方法上为误用“默证”。
铁兵先行北方(其定义详后)之证据，古籍中颇有之。本刊前评之兴趣，专在考察朱君证据之是否充分，故未举及。亦以此种证据，已为近代学者所熟道，初无待本刊拾取唾余，滥塞篇幅。今既承朱君
下问(看第三节),吾人亦何惮略举所知以告。
(一)《逸周书·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斩之以黄钺。二女缢，武王斩之以玄钺。”盖黄钺以铜为之，而惟铁质乃能为玄钺。章炳麟君曰：“自缢者骨肉如故，非铁钺不可斩。自燔者肉枯而骨销，其质浮疏，故仪仗之铜钺亦得斩焉。”其说是也。此周初岐镐间已用铁兵之证也。
(二)《中庸》记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必精铁乃能为白刃，此春秋时鲁国已用铁兵之证也。
(三)《左传》文十二年，“晋襄公使莱驹以戈斩囚，囚呼，莱驹失戈，狼瞠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章炳麟曰：“古者戈为钩兵，不任斫斩，晋乃用以斩人，则必已易铜为铁明矣。”章炳麟又曰：“且左氏称虞叔有宝剑，虞公求之。谷梁氏称孟劳者鲁之宝刀。……是皆春秋时事也。夫唯铸以钢铁，或以锻工，万辟千灌成之，然后谓之宝。……若徒一铜剑也，上剑之制，其重九捋，为三斤十二两，不当半铢之钱千枚。”何得为宝耶?观此，则春秋时晋国当亦已用铁兵也。
(四)墨子为鲁人，楚之攻宋也，墨子方在鲁(此据《墨子·公输》篇，《吕氏春秋》谓在齐，无论齐鲁，皆为北方)。闻之星夜至楚，谓：“臣(墨子)之弟子禽滑鳌等三百人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备城门》以下七篇乃墨子教禽滑鳌守圉之术。按其中所用守圉之器若铁捭、铁矢之类，皆墨子之器，即鲁国之器也。此铁兵先行于北方之铁证。而朱君乃举以为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证，是“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至错误”(看第三节)也。
由此四证断之，我国古代铁兵先行南方之说，实根本推翻，而朱君“亦可以休矣”乎。
再就其纲目观之：
(一)谓“所谓南方，绝无明确之定义”。按拙著第四节，明言“大江流域先行铁兵”(即指吴、越、楚),次言“淮汉流域先行铁兵”(即指楚、宋),又言“中国西有汉，东有淮，为南北之分界，所谓江汉江淮是”。其分界正确与否，又当别论。谓无明确之定义，则评者毋乃太忽略而轻率。拙著所谓古代南方，以时间言，乃以战国末为界；以空间言，乃以淮汉流域为界。何以故?因战国之末，南方以楚为代表故。荀子言：“居夏而夏，居楚而楚。”(《荀子·儒效》篇)夏为诸夏，即古代之中国，属北方，故与南方楚国对举。楚国疆域，西包今陕西之汉中，东包今山东之琅邪，中有今河南南部，如南阳之宛叶、陈州汝宁之陈蔡，皆其所属。此稍治历史者皆能知之。宋国虽非属楚，与楚地犬牙相接，且以地域而论，与陕西、山东之南部同其纬度，皆在今所谓北纬三十四五度之间，故亦以宋属之南方。言中国古代南北学术，亦大都以此为界，如陈、宋之学者，有老子、庄子，亦为南方学者之代表，与北方之学迥异。南北学术之不同，乃地理使然，似亦不可否认。尊论谓拙著:“举南方用铁兵主要之证据，屡及宋国，按宋地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当云宋都在河南商丘附近，言宋地者不词),文中指为宋国产品者，绝未证明为宋国之何部分，(按墨子因楚欲攻宋，为宋守城，而作《备城门》以下数篇，则其城当然指宋都而言，或指宋都以南近楚诸城而言，读过《墨子》者皆知之，何必指出何部分)而遂颜预其词曰，是产于淮水附近，何武断之甚耶?商丘附近而可指为南方，则以同纬度推之，陕西、山东亦为南国矣。此吾人所不敢赞同者也。”夫赞同与否，当为别一问题。惟山东、陕西之南部，当然属于南国，其同纬度之河南南部，亦当然属于南国。所谓淮汉流域，在战国时代，谓为属于南方，自有种种根据，何颜预武断之有?推尊论之意，必以今地理分南北，所为扬子江流域属南方，黄河流域属北方。然不观孟子论禹之治水乎?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宋在淮、泗之间，陈蔡、宛叶在汝、汉之间，则犹是扬子江流域也。(汉之支流，散布于河南之南阳旧府属，而其本流，则经陕西之南部，至湖北入江。淮之本流，合汝、泗诸流，散在河南汝州及汝宁、陈州、归德旧府属，及山东之南部、安徽之北部，至江苏北部入海，而其支流，则经安徽之中部入江。焦循《孟子正义》言之甚详。宋境内有三大水，南曰睢水，商丘即在其北；中曰丹水，有孟诸泽；北曰黄沟，宋蔡、丘、黄、郜诸邑在其南。此三水皆会泗而入淮。)则宋属南方无疑，然尊意必又以今地理之省界论古地理，谓今陕西、河南、山东，必归北方，余之立论，大抱野心，侵入此三省之南部，故遭驳斥乎?
不知《禹贡》九州，以今地理论，惟荆州纯属南方。梁州北至华阳，扬州北至淮水，已侵入北方范围，则南方毋乃太小乎?(当时五岭以南，必尚未入版图)依下文言，尊论必不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而信《禹贡》,则论南北分界，必准《禹贡》九州平分，乃为公平。荆河之豫州，在适中之地，必分而为二，以为南北之界。伊、洛、瀍、涧、泾、渭、济、漯入河，归北方。汝、汉、淮、泗入江，属南方，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今陕西华山终南以南)、海岱及淮之徐州(今山东泰山琅邪以南),亦属南方，则南方有荆、梁、扬、徐四州，北方有青、冀、兖、雍四州，而豫州中分南北，乃适得其均平。是则南方之疆界，与战国之楚、宋不相出入，则宋属于南方，又何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