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刊前评谓朱君于南方无明确之定义者，正以其未说明以宋属于南方之故。今观朱君补说，谓宋之南部与楚北境相错，宜并属南方。按楚国之拓地汉阳，乃春秋中叶以后之事，不能因楚国本部属于南方，遂并其后来势力所及之宛叶、陈蔡亦属于南方，犹秦地本在西陲，不能因其后版图并有齐鲁，遂以齐鲁为西土。此理之至明也。《史记》老子楚人，或引作陈人。庄子蒙人，蒙或以为属梁，或以为属宋，至今尚非无定论。朱君遽以为陈、宋之学者实嫌武断，而近人以南北分先秦学术，亦未为笃论(看柳诒徵《近人论诸子学之失》)。朱君又以淮之支流入江，遂以淮河流域之全部属长江流域，故为南方，则当黄河夺淮入海之时，淮当为黄河流域，属北方矣。同一空间，随时而异其南北，有是理耶?墨子所言铁兵，虽为宋用，实赍自鲁。朱君未能证明其出自宋之何部分，而遽曰“是产于淮水附近”,读者思之，此种论断之评价，除“颜预”与“武断”外，尚有何辞可用耶?至论南北之分界，吾人以为依现代地理学眼光，宜以淮水、汉水之北属于北方，其南属于南方。宋在淮北，自属北方。即如朱君之说以宋属南方，而墨子所言铁兵，不出于宋，则亦不能证明其古代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
(二)谓：“引《墨子·备城门》篇“毋以竹箭，梏、赵(桃)、搜(柘)、榆可。盖(益)求齐(赍)铁夫(孙云当为矢)。’谓：‘此以铁夫为铁矢，若不致误，则宋亦有铁矢矣。’按《备城门》篇，乃墨子在宋之言，而劝人毋以竹箭……求赍铁矢，似正可证明宋人尚用竹箭，而不知用铁矢，无论退若干步言，亦不足以证明宋人之先用铁矢也。”此段议论，盖未读《墨子》原文，望文生义，遂致错误。《墨子》原文，作：“及多为矢，节(即)毋(无)以竹箭，梏、赵(桃)、搜(柘)、榆可。盖(益)求齐(赍)铁夫(矢)。”孙诒让谓：“当作及多为矢，即无竹箭，以梏、桃、柘、榆可，益求赍铁矢。”竹箭，犹言竹筱。《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郭璞注云：“竹箭，筱也。”古者矢杆用竹箭，矢镞用铜，及至墨子时，矢杆亦可用梏、桃、柘、榆诸木，而矢镞益求用铁。且宋当时既有铁捭，自可证明已用铁矢。尊论既不解竹箭之古谊，又误读《墨子》之句读，欲证明宋无铁矢，又忘却宋有铁捭矣。
(三)谓：“其关于铁剑一项，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吴、楚精长于铁剑之制造，然不能据是即谓铁剑先行于吴、楚，犹今日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据是遂谓火药先行于欧洲也。”按欧洲虽精于制造火药，然不能谓火药先行于欧洲者，以火药先行于中国，有历史事迹可证。吴、楚之铁剑以今日炼钢术之进步，似亦不可谓为精制，然欲否认铁剑非先行吴、楚，而先行于北方燕、赵等国，亦当有历史之事迹举出，乃可推翻吾之论据，而为史学上之一大发明，与火药先行于中国说，同其价值，此吾日夜求之而未得者。鄙人读书不精，在古书中，或有北方先行铁兵之论据，不过鄙人疏漏，尚未发见，正求通人指示，以破吾之迷惑。如尊论之空无证据，实不足以餍吾之心。(以上驳本论意)
按《说文》云：“箭，矢也。”又释名之：“矢又谓之箭。箭，进也。”此前评释箭为矢之所据，何望文生义之有?孙氏之诂，亦一种测度，何能据为天经地义?墨子教禽滑守宋，而语其“求赍铁矢”,赍者，移至异地，故曰可证宋之不知用铁矢也。
又观上文所举证，铁兵之先行于北方者已多。孔子之言白刃，虽不能断定其指刀抑剑，然春秋时晋、鲁既已有剑，而又有白刃，而谓其只有白刃之刀，而无白刃之剑，有是理乎?朱君所举证，只能证明南方制剑之精。(谓坚利也，此所云精乃就当时与北方比较而论，非以今日眼光观之也。朱君引秦昭王之“楚之铁剑利”,夫必有楚以外之剑不利，与之比较，故特举楚而言也，此实暗示北方亦出铁剑。)即无上述之证据，亦不能断定铁剑其先行于南方，又况其有耶?
又谓：“作者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按古代南方，若以余前立之定义而言，则文化之高下，尚未易下定评。推尊论之意，似必谓古代南方文化不高，方不是翻案，方不是立异。盖尊论之古代南方，其空间时间，均不知以何为界，恐真如尊论所谓“绝无明确之定义”矣。若以夏、商、周以前为古代，以《禹贡》所谓梁州、荆州、扬州为南方，或者尊意以为真是古代，真是南方乎?则试问《禹贡》扬、荆、梁三州有铁，皆属南方，独北方诸州不言铁，是当时采铁冶铁诸术，南方必先发达可知，非必北方无铁，特采冶之术未发明耳。否则，南方天产独精，人工自易独擅其美。但近人有不信《禹贡》者，以为唐虞之时，尚未知冶铁之术，故詈为伪书。尊意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如笃信《禹贡》,则又翻南方文化不高之定案。立言不慎，真古人所谓进退维谷者矣。
按吾人并不反对合理之怀疑，并不反对以充分之证据推翻旧说，惟无可靠之证据而谬创新论，斯为“翻案立异”而为吾人所极端反对，非有所爱恶于新旧也。此又已于本刊第八期《评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中详之。朱君(毋宁谓章鸿钊君)铁兵先行于南方之说，既根本不能成立，其所举以明南方文化“发达”之三证，亦同一辙。朱君不服，容俟下文申论。至其反讥吾人所谓古代及南方，绝无明确定义，夫吾人所评者为朱君之文，在纠驳其所举三证时，所谓古代，自指其三证所涉及之时代，此何待言者。关于南方，在纠驳朱君时，即是自申其定义，即谓宋及其同纬度之地不得认为南方，而其以南即为南方。此意凡曾平心一读前评者，自能喻之，何必为枝节之周纳。《禹贡》所载，吾人根本不信为唐虞时代之事。朱君谓吾人“如不信《禹贡》,则亦为染翻案立异之恶习”,此实不通逻辑之论。朱君之推论之历程，若以逻辑析之，当如下。
(一)翻案立异者不信《禹贡》。
(二)君反对翻案立异。
(三)故君不当不信《禹贡》。
此种三段论法，实犯illicit process之谬误，因“不信《禹贡》”一辞在大前提为undistributed,而在结论则为distributed也。朱君既昧于逻辑，若但以逻辑上术语折之，恐难使其心服，则试再类喻以明之。使朱君之论，而可以成立者，则下列之结论亦当为正确矣。
(一)凡人皆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