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北京文化学社曾刊行胡适君《白话文学史》讲义稿。该稿近经胡君根本改编，遂为此书，仅成上卷，凡四百七十八页，每册定价一元七角，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内容起汉迄中唐，为十六章，都二十余万言，其中诗文选录约占三分之一以上。胡君自言，“这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盖以白话文学为主体，而传统文学为背景云。此书之主要贡献，盖有三焉。
(一)方法上，于我国文学史之著作中，辟一新赂径。旧有文学通史，大抵纵的方面按朝代而平铺，横的方面为人名辞典及作品辞典之糅合；若夫趋势之变迁、贯络之线索、时代之精神、作家之特性，所未遑多及。而胡君特于此诸方面加意。
(二)新方面之增拓。如《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其材料皆前此文学史上作家所未尝注意，而胡君始取之而加以整理组织，以便于一般读者之领会也。
(三)新考证、新见解。如《自序》十四及十五页所举王梵志与寒山之考证、白话文学之来源及天宝乱后文学之特别色彩等，有极坚确不易者。至其白话文之简洁流畅，犹余事也。
然吾人读胡君之书，认为有可商榷者数端。
(一)本书名“白话文学史”,吾人一顾其名，便不禁追问白话之定义。胡君曰：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近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那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摈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字了。(《自序》一三页)
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其间是否可有轩轻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及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视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
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
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准此以观，则《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之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皆非白话，而宋词亦非白话也。且如胡君之标准，何以翻译佛书可入白话文学，而《世说新语》却不及格，而当为“僵死文学”。又如：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鹏胎虾，炮鳖炙熊踏。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曹植《名都篇》,见六五页所引)可为白话文学，而同一作者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劈最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飄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葉之出绿波。(《洛神赋》)
其晓畅及可解之程度未逊于前，何以却不合格，而当为“僵死文学”?以上不过略举一二例，亦可以见胡君去取之多由主观也。
(二)由上节之说，则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注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优劣不在此处讨论范围。)然胡君谓其在汉武帝时已作古矣，则请闻其说。胡君曰：
汉武帝时，公孙宏〔弘〕做丞相，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四页)然胡君在隔三章后，却又曰：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诏……又如元凤二年诏……这竟是说话了。(四六至四七页)
夫前言汉武帝时之诏令已文笔艰深，以证明古文之已死；后却言直至昭、宣之间，诏令尚是明白如话。夫上文所引昭、宣诸诏，犹是古文也。胡君之说，岂非自相矛盾哉?实则公孙宏〔弘〕之所谓“尔雅艰深”,似指内容而不指形式，故直至昭、宣之时，虽有“文学掌故”而诏令仍明白如话也。察胡君致误之由，盖以凡小吏百姓“看不懂”者皆为“死文字”,凡古文(文言)皆是小吏百姓“看不懂”者。不知《盘庚》《周颂》固为古文，《论语》《左》《国》《史》《汉》亦为古文(别于当时语体)。古文为之而简洁，固可使明白如话，如上所举三诏是也。此固一派文言文作者之所追求，而虚浮之词藻、矫揉之雕琢，固亦彼等之所极力攻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