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及我国故事诗之兴起，胡君谓：“建安、泰始之间，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悲愤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故事诗之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而此杰作即为《孔雀东南飞》云。按蔡琰《悲愤诗》实后人依托之作，苏轼《仇池笔记》及阎若球《古文尚书疏证》中已先后疑之矣。考《后汉书·列女传》,献帝“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虏所获”。兴平元年距董卓之诛已二年，是蔡琰之被虏乃在董卓诛后，然自愤诗乃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它祸。”是谓琰乃当董卓强迫迁都时，为其手下胡兵所虏，显与事实不符。吾人固或当疑《后汉书》所记有误，然吾人知董卓一生极推崇蔡邕，辟之高位，岂有其爱女反为董卓手下兵所虏之理?即或误被虏，亦何难立赎之返，而任其羁留?可知琰之被虏必在父死之后，而蔡邕之见杀于王允乃在董卓伏诛之后，故知蔡琰必不致当迁都时为董卓兵所虏，而《悲愤诗》为伪作也。大抵文姬以名父之女，陷没胡虏，曹操以盖世之雄，挥金营赎，其事颇喧动一时。流传既久，真迹略晦，好事文人竞托其辞为诗歌，故有五言《悲愤诗》、七言《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诸作，此外或尚有之。而前二种出现于刘宋之前，故范晔《后汉书》得采之入传。
魏晋之际，叙事诗最长者，如左延年及傅玄之《秦女休行》,不过三四十句、二三百字。更长者如《悲愤诗》,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已非其时之产物。就长篇之叙事而论，《悲愤诗》差可与《孔雀东南飞》比，而《秦女休行》两篇则非其伦也。故《秦女休行》而后有《悲愤诗》(大约晋宋之交),《悲愤诗》之后有《孔雀东南飞》(大约宋齐之交),诗体进化之渐则然也。胡君误认《悲愤诗》作于建安，遂断定建安、泰始间长篇叙事诗出现之时机已到，又信《孔雀东南飞》为此时之产物，以为恰与前说谐协，然《孔雀东南飞》之为晋宋以后、梁陈以前之作，今殆可断定。
胡君书中关于《孔雀东南飞》时代之考证，曾提前在《现代评论》第六卷第一、第四、第九期发表。在今书出版之前，张为骐君曾为《〈孔雀东南飞〉祛疑》一文(见去年十一月《国学月报》二卷十一期)反驳之。张君(1)以诗中“交广”之分，证明其不能作于吴孙休永安七年以前。(2)以下官之称，证明其作于刘宋以前。(3)以青庐之名，证明其作于北胡侵入以后。吾人认为皆极确当，惟张君举诗中仪作玄(支)韵，又云魏文帝诗已如此，此点与胡君主张《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中(去曹丕之死不远)之说并非不相立，故此证可不用。此外如初七、下九、六合、四角、龙子幡、织素、丝履之注意，及诗中大家子、郎君、府君之用法，虽不见于现存汉人记载，然不能断定三世纪中叶不能有之，因此处未具适用“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条件，不能应用默证，史法所应尔，非“过于审慎”也。又张君断定诗中“华山”二字决非地名，而用宋少帝时《华山畿》之典故，惟未举出理由。吾人窃以为本诗中有同类之例，可为佐证。其叙焦母语仲卿云“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此处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中之典故，而作为此时实有之事，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之用《华山畿》典故，正为同类。然胡君尚没法躲避考证上之攻击，故曰：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o—五五o),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一oo至一o一页)
往者黄节君答陆侃如，亦曾为与此略同之说(原函见《国学月报》)。然但就此假说本身而论，实极含糊，而使其“《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一语之意义亦因之飘摇不定。胡君所谓“增减修削添”,其程度上果何如耶?或原作不过二三十句，如《秦女休行》之类，至齐梁而增成现今之形式，此亦胡君之假说所容许也。审如是，则毋宁谓其作于齐梁间乎?且就诗体之进化而论，此假说实不如谓其作于齐梁间之为优也。
胡君又反问曰：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一o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