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行这方法之先决条件，为智识分子回到乡间去。梁先生推想中国问题解决的步骤如下(页一九o):
(一)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
(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记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
(三)……在乡间人一面(受了智识分子的影响),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采弄，乐遇智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种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耳目，又系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
(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软化威胁克服于我……
以上所引都是很浑括、很抽象的。更具体的办法，我们似乎不能在书里找到。但梁先生对他人所采用的具体办法的批评却很值得注意。梁先生根本不赞成“慈善式”的乡村事业。看他对于职业教育社在昆山徐公桥所办的乡村事业的批评：
诸位先生这般用精神，用气力来作，效果安得无有?……但以全国之大，数十万农村之多(职业教育社出版之《农村教育丛辑》,有每县三四十村、全国七八万农村的算法，殊为笑话，大约加三倍算，差不多了),以这般人才、钱财倒贴进去的作法，其人其钱将求之于那里?若说作完一处，再作一处，并希望别人闻风兴起，却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得那许久呢!这都且在其次，最要紧的是照此作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开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作农村改进运动时，所最感困难的问题：一就是村中无人，一就是村中无钱。要有点知识能力的人回到乡村工作，村中亦无钱养活他。即能养他了，亦无钱去办种种的事。照此徐公桥的作法：人是外面聘请来的，他的生活费是外面贴给的，办公所是外面贴钱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贴钱修筑的，教育事业亦是外面贴钱举办的。国难虽没有了，问题却并未解决——避开问题了。(页二六o)
梁先生对于农村改革运动的难题，看得甚为清楚而周到，这可算是本书的最重要的贡献。我在篇首特别摘引那几句话(见本书页二八二)就是为此。关于这类困难，梁先生在批评山西村政时，列举了七项，说得尤为透澈(页二七九至二八八),可惜我在这里不能引入，只能提醒读者的注意。
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梁先生在本书里实在不曾给予我们什么“好方法”。我很怀疑他到现在已经想出了什么“好方法”。而且，若坚持着他的期望和标准，我实在不能看出有什么“好方法”。
让我们把他的难题放在更广大的背境。梁先生不是希望靠农村改革运动，在短时期内把中国起死回生，至少替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消灾救难吗?(“恐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得那许久呢!”)要做到这步，至少得把改革运动的开端普及于全国的乡村。照梁先生的估计，全国有三十多万村落(这数目并不算夸大),想在一村做出有效的改革，恐怕至少要三个有智识、有热心而且能办事的人作领导，其中至少有一个要懂得农业。这一来我们需要九十万领袖的人才，更不算上其联络、组织和指导的人才。而其中每人更要适合下列两条件之一。
(甲)能够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活，而不靠改革运动去赚钱——至少在运动开始后一长时期内如此。试想一个人还未替村里做出有效可睹的好事，而先求村人维持他的生活，除了用武力，他说的话有人听吗?还有，如若他是主脑的人(每村至少要有一个),须把全副精神用在改革运动，而不从事于其他职业。这样的人至少要有三十万。(乙)在本村里找到可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可靠的职业，而同时有相当的余力去做改革的运动。
这是人的问题。讲到钱的问题，梁先生希望“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就每村而论，这只能是改革事业有了基础，有了成效以后的话。梁先生不是说，都市的资金“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而“屯之都市租界银行”吗?除了用革命没收的手段(但现在“革命”也革不到外国银行),我们有什么法子使他们把这些资金，从租界银行里提出，交到乡村里去呢?道德的训说吗?主义的宣传吗?“跪哭团”吗?以我所能想像，唯一的方法，只是用事实证明给他们看，农村的投资较有利可图，而这只能是新农业的建设有了成效的话。但在每一村要达到新农业的成效，就首先非钱不可，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呢?假如像梁先生和我这样无拳无勇、无势无位的人，对一位多财的军阀、官僚、商人或买办说：“我们要在某村举办一些改革事业，非钱不行，请你仁慈地借给我们一些，将来定必本利清还。”甚至说：“并且要替你在村里起牌坊，要请国府主席赠你‘急公好义’的匾额。”他们不会嗤之以鼻吗?
试以最低限度每村五千元的发动费计算，我们得有十五万万元的资金。请问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
而且人才和钱财还不是主要的难题。现在已经举行的农村改革运动的试验，都是在大都市附近而且是秩序较好的乡村，而且主持的人若不是本村开明的巨室，便是与本村开明的巨室有了联络的。所以梁先生看见的只是人才和钱财等等难题，但是全国大多数的村落都是在大都市附近，而且有安全的秩序的吗?都是有开明的巨室的吗?事实恐怕恰恰相反。在大多数离大都市遥远的村落，一个县长、一个区长(现在大约都改为“公安分局长”了)、一个土豪、一个劣绅，就是皇帝，就是有“Divine sifht”的榨取者，而土匪比军队来得多，而且有力，甚且土匪和军队有时就分不清。诚想几个有暖衣足食的能力的青年(自己不能暖衣足食，那里有资格谈改革?)要回到那里，在路上恐怕就有被掳的危险。就算幸而回到那里，并且纠集了些资财来做改革的运动，这正是土匪、恶吏和豪劣们最好的榨取对象。即使恶吏和豪劣们先不积极地来榨取，而他们迟早是要和这些人的利益起冲突的。试想几个无拳无勇的青年，在互相勾结的恶吏包括军队和豪劣积威所劫的地方，要说反抗，岂非空话?而且，热诚去做改革事业的人，从来是贪官污吏的公敌。在僻远的地方，他们把你加上“赤化”或“反动”的美名，杀了，囚了或暗杀了，有谁来问?我们睁眼睛看事实罢!不要以为全中国都是像徐家桥或翟城村这样的乐土，须知这是很少数的例外啊!我有一个很热心替国家做事的朋友，在广东一个稍僻的县分(高明)当县长，最近接他的信，竟说无如“豪劣”何!因为豪劣天然是与军队勾结的。试想豪劣与恶吏，有时虽官府亦为之束手，何况几个从事农村运动的书生?我想梁先生也许说，若从事农村运动的人联络起来，情形就另是一样，所以组织是必要的。殊不知当交通未开辟以前，在偌大的中国里，联络和组织也是空话。设想如今梁先生领导了一个农村改革运动，总机关设在北平，或河南，或山东，或山西，他有几个弟子回到四川或广东一处僻地工作，因而被土劣或恶吏们“刷”了，他要得到消息恐怕还在一个多月以后，得到了消息又怎么办?至多不过打几封石沉大海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