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的政治，坏于外戚、宦官的专权，而外戚的专权，起于和帝之世。先时，章帝皇后窦氏无子，贵人宋氏生子庆，立为太子。梁氏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二贵人，废庆为清和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太后临朝。后兄宪为大将军，专权骄恣。和帝既长，和宦官郑众谋杀之，是为后汉皇帝与宦官谋诛外戚之始。和帝崩，殇帝立，生才百余日，明年，又崩。太后邓氏迎立安帝，临朝凡十五年。邓太后崩，安帝自用其皇后之兄阎显，又宠信诸中常侍和乳母王圣等。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顺帝，立为太子，阎皇后谮废之。安帝崩，阎后迎立北乡侯，未逾年薨。宦者孙程等迎立顺帝，杀阎显，迁阎后于离宫。顺帝用后父梁商为大将军。商死后，子冀继之，专恣较前此之外戚更甚。顺帝崩后，子冲帝立，一年而崩。冀与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质帝。质帝虽年少，而知目冀为“跋扈将军”，遂为冀所弑，迎立桓帝。桓帝和宦官单超等合谋，把梁冀杀掉，于是后汉外戚专权之局终，而宦官转横。
外戚、宦官更迭把持，朝政自然很腐败。因此而引起羌乱，还因此而激成党祸。
羌人本住在湟水流域，后来弃湟水，西依鲜水、盐池。莽末，乘乱内侵。光武、明、章、和四代，屡次发兵，把它打败。然而降羌散处内地的很多，郡县豪右都要侵凌役使羌人。安帝时，羌遂反叛。降羌本是个小寇，造反时连兵器都没有，然而当时带兵的人都观望不战，加之凉州一方面的长官都争着要迁徙到内地，或置百姓于不顾，或强迫百姓迁徙，于是羌寇转盛。至于羌人东寇三辅，南略益州，汉兵仅能保守洛阳附近而已。而兵费的侵渔，又极厉害。安帝时，用兵十余年，兵费至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平定。顺帝时，羌乱又起，兵费又至八十余亿。直到桓帝时，他任用段颎，尽情诛剿，又经过好几年，才算彻底平定羌乱。然而汉朝的元气，则自此而大伤了。
党祸起于后汉的士好立名。士人初则造作名目，互相标榜，进而诽议公卿，裁量执政。这时候，游学之风极盛，太学诸生至三万余人，恰好做了横议的大本营。当时宦官兄弟、姻亲布满州郡，对其尽情惩治，自然是人情之所欲，并且也是立名的一个机会，于是宦官与名士势成水火。桓帝也是相信宦官，宦官遂诬士人结连党羽，诽议朝政，要一概加以逮治。后因后父窦武替他们解释，才放归田里劳作，然而还是禁锢终身。桓帝崩，无子，窦后和窦武定策禁中，迎立灵帝，年方十二，太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谋诛宦官贾节、王甫等，不克，反为所杀。于是党狱复兴，诸名士身受其害，和因其逃亡追捕，而人民因之受祸的更多。善类遭殃，天下丧气。灵帝年长，尤其相信宦官，又喜欢“私蓄”卖官、厚敛，无所不为。于是民穷财尽，而黄巾之祸又起。
黄巾的首领是巨鹿张角，借符水治病以惑众，其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角遂谋为乱，暗中署置其众，为三十六方。约以公元184年举事，未及期而事泄，角遂驰敕诸方，一时俱起。虽然这次起义的俱是乌合之众，旋即被镇压，然自此盗贼群起，都以黄巾为号，郡县莫能捕治。于是灵帝听刘焉的话，改刺史为州牧，外官的威权渐重，又伏下一个乱源。
而中央又适有变故，以授之隙。先时，灵帝皇后何氏生废帝，美人王氏生献帝。灵帝意欲废嫡立庶，未及行而病笃，于是把这事属托宦官蹇硕。时何皇后之兄进为大将军。灵帝崩后，蹇硕意欲诱杀何进而立献帝，何进知之，拥兵不朝，蹇硕无如之何。于是废帝立，而蹇硕亦被杀。何进因欲尽诛宦官，太后不肯，进乃谋召外兵，以迫胁太后。宦官知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进官属袁绍等遂举兵攻杀宦官。正当大乱之际，凉州将董卓至，京中大权遂落其手。董卓既握大权，废废帝而立献帝。袁绍奔山东，号召州郡起兵讨卓，各州郡推绍为盟主。董卓劫献帝奔长安。山东州郡并无讨贼的决心，各据地盘，互相吞并。而董卓暴虐过甚，为司徒王允和吕布所杀。卓将李傕、郭汜起兵为卓报仇，攻破长安，王允被杀，吕布奔东方。后来傕、汜二人又自相攻击。献帝崎岖逃到洛阳，空虚不能自立。其时曹操据兖州，颇有兵力，乃召操入洛阳以自卫。操既至，迁帝都许，于是大权尽归曹氏，献帝仅拥虚名而已。此后，纷纷割据的人多，曹操亦一时不能平定，遂终成为三国鼎立之局。
第二章
两汉的制度
“汉治”是后世所号为近古的。因其时代早，在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上，都有沿袭古人之处。
在官制上，汉代的宰相权力颇大，体制亦尊，这是和后世不同的。宰相初称丞相，或称相国。从来今文经说盛行，乃将丞相改为司徒，又把掌武事的太尉改为司马，为丞相副贰的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并称相职。其中央政府分掌众务的九卿，则分属于三公。外官仍沿秦郡县之制，但不置监御史，由丞相遣使分察各州，谓之刺史。刺史不是地方官，但奉诏六条察州，其人位卑而权重，故多能自奋，而亦无专擅之患，这实是一种善制。汉代去古未远，人民自治的规制亦尚未尽废。其民以百家为一里，里有魁。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主徼循，禁贼盗。此等名目，后世固亦多有，然多成为具文，汉世则视之甚尊。高帝时，尝择乡三老一人，置以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相并列，可以以事相教。而啬夫等亦很有德化流行，为人民所畏服。这与后世显然不同。
汉代的学校，起源于武帝的时候。当时没有立校舍，也没有设教官，但为太常属官的博士能置弟子员五十人，后来递有增加。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大建校舍，然未久即乱，故其成绩无闻。
后汉则天下甫定，即营建太学，明、章二代尤极崇儒重道。虽以顺帝的陵夷，还能增修黉舍，所以其时游学者极盛。然“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遂至酿成“党锢之祸”。大约当时的学校中，研究学问的人少，借此通声气的人多，所以董昭也说“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于是学术的传授转在私家，学校以外的大师，著录动至千万，远非前汉所及了。
选举则其途颇多。博士和博士弟子之外，又有任子，有吏道，有辟举。其天子特诏，标明科目，令公卿郡国荐举的，是后世制科的先声；又州察秀才，郡举孝廉，则是后世科目的先声。又有所谓赀选的。汉初限赀十算以上乃得官，此尚出于求吏廉之意，和现在的保证金相像。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拜爵，其益亦止于买复。不及买复者，并不过一虚名。到武帝时，民得入财为郎，吏得入谷补官，这就同后世的捐纳无异了。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恢复到老样子。二是算赋，也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出钱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所以当武帝令人民提早生子，三岁即出口钱时，人民就有生子不举的（生了孩子不养育，溺死或扔掉）。三是力役。照汉朝法律，年纪到二十三岁就要傅之“畴官”，景帝又提早三年，令人民二十始傅。此外山川、园池、市肆、租税的收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都把它算作私奉养。这是将古者与民共之之山泽和廛而不税的商业，都变作人君的私收入了。这大约自战国时代相沿下来的。又武帝因用度不足，尝官卖盐铁，又榷酒酤，算缗钱，行均输之法。后来酒酤到昭帝时被豁免，盐铁官卖在元帝时一罢即复。后汉则无盐铁之税。章帝曾一行之，因不洽舆论，和帝即位，即以先帝遗意罢免。
兵制：西汉所行的，仍是战国时代通国皆兵的遗制。人民到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到五十六岁才免。郡国看其地形，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兵。兵士由尉佐郡守于秋后讲肄都试，其戍边之责亦由全国人民公任之。在法律上，人人有戍边三日之责，是为“卒更”。武帝以后，用兵多了，为了免得骚动平民，于是多用“谪发”。而国土既大，人人戍边三日亦事不可行，于是有人出钱三百入官，由官给已去的人，叫他留戍一年，此谓之“过更”。其穷人愿意得雇钱，依次当去的人出钱给他，使他留戍，每月两千个钱，则谓之“践更”。后汉光武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都试之事，自此而废。虽然这一举措有一时清静之效，然而历代相传的民兵制度，也就自此而废了。
刑法：汉代沿自秦朝，很为严酷。文帝时，有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其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怜悲其意，乃下诏为除肉刑。然而汉代司法界的黑暗，实不只刑罚的严酷，还有法律的混乱。秦代的法律，本即李悝所定的《法经》六篇。汉高帝入关后把它废掉，只留三章，天下平定之后，又将它恢复过来。然而这本是陈旧之物，不足于用，于是汉代递有增益其数目，共至六十篇。而所谓的“令”及“比”，以至于后人所为的“章句”，断罪时都可“由用”。文繁而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因缘为市，“所欲活则传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宣帝留心刑狱，涿郡太守郑昌曾劝他删定律令，后来也屡有此议，亦曾下诏实行，然而迄未能收效。
第三章
秦汉的武功
秦汉之世，是我国对内统一的时代，亦是我国向外拓展的时代。中国本部的统一完成于此时，历代开拓的规模也自此时定下，所以秦汉的武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北方紧接蒙古高原，蒙古高原是一个大草原，最适于游牧民族居住，而游牧民族生性好侵略，所以历代中原政权都以防御北族为要务。三代以前，匈奴和汉族杂居黄河流域，蒙古高原上大约无甚大民族。至秦朝初年，匈奴以河南为根据地，秦始皇命蒙恬把它赶走。收复河南后，秦又自临洮至辽东筑起长城，延袤万余里。这长城大约是因山川自然之势，将从前秦、赵、燕诸国所筑的长城连接起来的，其路线与现今的长城全然不同，就形势推测，大约现在的热、察、绥、辽宁等省都当包括在内。秦末大乱，戍边的都自行离开，于是匈奴复入居河南。这时候，匈奴出了个人杰，便是冒顿单于。北方游牧民族，东有东胡，西有月氏，都给匈奴击破了。匈奴又北服丁令等国，其疆域直达今西伯利亚南部。而因月氏的遁走，汉文帝时，匈奴又征服西域。于是长城以北，引弓之民都归匈奴所制驭，俨然和中国南北对立了。汉高帝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七日乃解。后来用娄敬的计策，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和匈奴和亲。这是中国历代和亲政策之始。吕后及文、景二代，都守着和亲政策，对匈奴入寇，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到武帝，才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出兵征讨。汉军先收河南之地，置朔方郡，后来又屡次出兵，渡过沙漠去攻击。匈奴自此遂弱，然而还未肯称臣。到宣帝时，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其呼韩邪单于才入朝于汉。和呼韩邪争斗的郅支单于逃到康居，为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诸国兵所攻杀，时为公元前36年。前汉和匈奴的竞争，到此算告一段落。呼韩邪降汉后，起初对汉很恭顺，但到王莽时，因外交政策失宜，匈奴复叛。其时中国正值内乱，无人能去抵御，北边遂大受其害。后汉光武时，匈奴又内乱，分为南北。其南单于降汉，入居西河美稷。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出兵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自此北匈奴西走，辗转入于欧洲，为欧洲人种大迁移的引线，而南匈奴则成为晋时五胡之一。
历史上所用“西域”二字，其范围广狭，时有不同。最初，“西域”系指今天山南路，所谓“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也。汉时，分为小国三十六，其种有塞，有氐羌。大抵塞种多居国，氐羌多行国。从河西四郡开后，而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始开。其当南北两道的楼兰、车师先给中国所征服，后来汉武帝又出兵，远征大宛，于是西域诸国皆震恐愿臣。前60年，汉遂置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两道。后来又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莽末，西域反叛，匈奴乘机威服北道，而莎车王贤亦称霸南道。诸小国都叩玉门关，请遣子入侍，仰求中国保护，但光武帝恐劳费中国，不许。明帝时，班超以三十六人往使西域，因诸国之兵，定诸国之乱，到底克服西域，复属于汉，直至后汉末年才绝。
羌人的居地，遍于今陇、蜀、西康、青海之境，而其居河、湟之间的，最为强悍。汉武帝时，汉军把它打破，并于此处置护羌校尉统领它。王莽时，以其地置西海郡。莽末，羌乘隙内侵。后汉时，朝廷屡次发兵讨伐它。至和帝时，遂复置西海郡，并夹河开列屯田，以绝其患。此后降羌散居内地，虽然曾复起为患，然而河、湟之域，则已纳入中国的版图了。
东胡大约是古代的山戎，汉初居地在满、蒙之间。自为匈奴所破，乃遁保乌桓、鲜卑二山。汉武帝招致乌桓，令处上谷、右北平、渔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助汉捍御匈奴。虽亦时有小寇，大体上总是臣服于中国的。鲜卑居乌桓之北，后汉时，北匈奴西徙后，其地及余众均为鲜卑所有，因此其势大张。其大人檀石槐，辖境之广，竟与匈奴盛时相仿佛。然檀石槐死后，缺乏统一的共主，声势复衰。乌桓的部落亦颇有强盛的，后汉末年，他们都和袁绍相连结。袁氏败后，曹操大破之于柳城，自此乌桓之名不复见于史。而鲜卑至晋时，亦为五胡之一。
南方一带，秦时所开的桂林、南海、象郡，在秦亡时，龙川令赵佗据之自立，是为南越。而勾践之后无诸及猺，亦以率兵助诸侯灭秦故，在汉初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猺为东瓯王。武帝时，闽越和东瓯相攻击，武帝发兵灭闽越，徙东瓯于江、淮间，乘势遂灭南越。所谓西南夷，则当分为两派：夜郎、滇及邛都等，为今之倮?。他们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嶲、昆明及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则均系氐、羌。武帝亦皆辟其地为郡县。
第四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中国人是以闭关自守著闻的。世界打成一片，是近代西洋人的事业，然则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及西人了。闭关自守，是从政治言之，至于国民，则初未尝有此倾向。中国未能将世界打成一片，盖因前此未尝有近代的利器，又因其社会组织与今不同，所以彼此交通不能像现代这样密接。至于中国人活动的能力，确是非常之强的。如若不信，请看中国对外的交通。
中国对外的交通由来很早，但古代的情况如何，书缺有间，所以只得从两汉时代说起。两汉时代的对外交通，又当分为海陆两道。
亚洲中央的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洋历史的界线，自此以东为东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自此以西为西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而天山和印度固斯山以北，地平形坦，实为两种人接触之地。当汉时，西方人种踪迹最东的是乌孙，与月氏俱居祁连山北。自此以西，今伊犁河流域为塞种。又其西为大宛。其西北为康居。大宛之西，妫水流域为大夏。又其西为安息。更西为条支。在亚洲之西北部的为奄蔡。自此以西，便是欧洲的罗马，当时所谓的大秦了。
汉通西域，是因月氏人引起的。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西走夺居塞种之地。后来乌孙又借兵匈奴，攻破月氏，于是月氏西南而走，击服大夏。汉武帝想和月氏共攻匈奴，便于公元前122年，遣张骞往使。是时河西未辟，骞取道匈奴，为其所留，久之，才逃到大宛。大宛为发译传导，经康居以至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得沃土，殊无报仇之心，张骞因此不得要领而归。然而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却自此开始了。当张骞在大夏时，曾见邛竹杖和蜀布，问从哪里来，大夏人说，是本国贾人，往市之身毒。于是张骞说：“大夏在中国的西南一万二千里，而身毒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该去蜀不远了。”乃遣使从蜀去寻觅身毒。北出的为氐、筰所拦，南出的为嶲、昆明所阻，目的没有达到。不过，传闻嶲、昆明之西千余里，有乘象之国，名曰滇越，“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滇越，该是今缅甸之地。可见，中、印间陆路的交通，在汉代虽然阻塞，而商人和印度半岛，应是早有往还了。自汉通西域以后，亚洲诸国都有直接的交往。唯欧洲的大秦，则尚系得诸传闻。后汉时，班超既定西域，遣部将甘英往使。甘英到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对他说：“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不渡而还。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后汉书》说，这是大秦通中国之始。226年，又有大秦贾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遂遣使送诣孙权，事见《梁书·诸夷传》。中、欧陆路相接，而其初通，却是走海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海道的贸易，则盛于交广一带。西洋史上，说在汉代日南、交趾之地，是东西洋贸易的中枢。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番禺，便是现在广东的首府；珠玑等物，都是后来通商的商品。在广州的贸易，在当时也很发达了。《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徐闻、合浦，都是现在广东的县，其余国名不可悉考。而黄支，或云即西印度的建志补罗。若然，则中、印的交通，在陆路虽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译往还了。又《山海经》一书，昔人视为荒唐之言，据近来的研究，则其中确实含有古代的外国地理。此书所载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约是方士之书。其兼载海外诸国，则因当时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记录。虽所记不太真确，然实非子虚乌有之谈。据近来的研究，《山海经》所载的扶桑，便是现在的库页岛，其他如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国指朝鲜，白民系在朝鲜境内的虾夷，黑齿则黑龙江以南的鱼皮鞑子。又有背明国，则在今堪察加半岛至白令海峡之间。果然则古代对东北，其航线所至，也不可谓之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