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正在实施但尚未完成移民的项目，一方面，由于受制于资金筹集困难和其他阻碍，项目无法按计划实施；另一方面，因移民迁入地的条件不能满足移民的基本需求，项目执行不能如期完成。
二是已经完成了移民的项目，一方面，因为移民的基本利益没有得到合理保障，另一方面，因为迁入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社会认同不够，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冲突，导致了部分移民回迁的现象。
实际上，移民并非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居民的居住地，它还涉及生活条件的变更、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前景的预期、移民社会的管理等诸多文化适应和社会变迁的内容。由于生态移民而引起的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创建，是生态移民工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在我国的农村，由家族关系和邻里关系所构成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农民而言，更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农民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资本，而且有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意义。由于迁移，工程移民将无法全部保留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初级社会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瓦解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破裂（黎昕，2001）。
尽管生态移民工程不会对家庭结构及其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生态移民无法全部保留除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多数情况下这些社会关系被破坏，而且无法在安置区重新恢复。塞尼指出，强制性移民使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无论是从自然还是社会意义上说，将以空间为基础的群体组织、社会关系打散，都是社会资源的一大损失（迈克尔·M·塞尼，1998）。事实上，如何在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融入新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实现均衡，是移民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3．统筹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进程
根据英克尓斯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将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30%以下，才符合现代化的标准。截至20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8%，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8%。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为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4%。如果按照农村人口30%的标准来计算，中国社会的农村人口应为3.8亿，这就意味着4亿多农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转移（而这4亿多农村人口中的70%，即2.8亿人口居住在西部地区）。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鉴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水平低，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政策科学结合，将移民直接迁入城镇，将移民身份直接转变成城市市民，这样做不仅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够提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促进农民的身份转换，缩短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化，也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更是移民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当然，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过程中，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社会认同及与城市（镇）居民的互动与融合，移民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与过渡，社会参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另外，把生态移民和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产业的支撑，融生态环境保护于产业发展之中，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生态移民的脱贫致富问题，应该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统筹考虑，通过发展非农产业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推进城市化进程，这对于提高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