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玉门人的想法并不是一种“虚幻”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运行的以往规律进行解读之上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尽管这种判断的前提是“发展”和“政绩”导向下的城市化建设的热情，但如果条件具备，这种被“政治化”了的热情也是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的。
仔细分析起来人们会发现，玉门市政府就像原来的国有企业，在迁市的决策中首先没有下工夫考虑城市建设的财政预算，他们也并不是不了解迁市费用不是玉门市所能承担的，而是在决策的初始考虑中就试图将这种财政负担转嫁给“上级”，这个上级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省市政府，还包括中石油集团以及业务职能在玉门境内的“垂直管理”的银行、通讯等企事业单位和职能部门。周雪光在观察当代基层政权财政运行时曾提出了“逆向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即无论在宏观和微观上，政府都有向辖区里攫取资源建设政绩工程的激励。在自己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转嫁于下级政权，即从辖区内采用摊派、集资等手段能完成。这就涉及我们国家的公共预算制度。公共预算作为资源配置过程受制度的约束。但是制度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而且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非正式制度。前者由法律和法规明确进行了规定，后者则没有。非正式制度虽然没有法律和法规的支持，但在某些时期或者某些预算体系中，却可能是最为关键的预算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摊行为受到政府官员追求的目标及其组织能力的驱使，旨在攫取和动员资源，为其提供超出预算计划的财政收入和扩张。这些不断突破已有预算限制的行为、预期和冲动表现出软预算约束的特征。这些政府行为是自下而上地向上级部门索取资源。
在实际的操作中，玉门市政府充分挖掘了作为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宣传造势、倡导游说等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各种力量为玉门新市建设出力，其中上级政府机关和国家、省属企事业单位的驻在机构成为他们重点的工作对象，这些机构对地方政府所倡导的办公、经营或其他公共设施工程项目立项并拨付资金，也成为玉门政府预算外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是由于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就更需要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展示出“非凡的”行政、市场和资金运作的综合能力，而建设项目是否可以在上级政府立项、城市建设能否展示出轰轰烈烈的局面、是否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商开展实质性的投资项目就成为展示地方政府能力和绩效的有效信号。这种“资源密集型”的城市建设工程同时往往也是地方政府官员建功立业、向上级领导和其他地方领导展示他们政绩的有效手段，因此，这种被媒体和普通百姓称之为“政绩工程”式的城市化行为往往会成为地方政府经常采用的发展手段，即使建设的目标得不到相应的预算支持，也要想方设法去实施。玉门迁市和新城区的建设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展开的，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激励力量引导着玉门市政府的行为。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所谓的“预算瓶颈”自然就成为可以被轻易绕过的“软约束”了。在这种情况下，玉门也就出现了同国内许多地方一样的“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搬迁运动，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周雪光，2005）政府行为，甚至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仍要搞“豪华搬迁”，从而完成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话语的掩盖下进行城市化建设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