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巨额的资金进行城市化建设的时候，玉门市的基本策略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让不同的施工单位先垫付资金进行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施工单位大部分是外省来的，因为本地的施工队熟知政府的家底，早就看出了这种“政府信誉担保”的把戏。但是想想这些外省的施工单位也并不全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被“骗”过来的，他们或许还会有更大的考虑：只要玉门市政府搬迁到玉门镇，必然会有商机，毕竟中国的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府驻地一般都能成为本区域的经济中心。但是搬迁的过程并不如意，这主要是因为玉门市政府并没有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数亿元”搬迁费的支持，因为在民政部2003年的批复中明确指出“搬迁……所需经费自行解决”；中石油领导看在玉门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份上拨付了现金3000万；甘肃省为玉门的搬迁承诺拨款5000万、酒泉市政府拨款1000万，但却要在玉门市未来三年的上缴税费中扣除58%。致使玉门在自1999年决定搬迁直到2004年的5年时间不仅没有完成搬迁，反而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玉门新市区里建成了1000套住宅，空空的楼等着人去居住，但到笔者前往调查时为止，入住率只有2%。玉门新城已经投下去了2.8个亿，而这2.8亿大多是开发商垫付、主管部门垫付、施工队垫付。为此玉门市政府负债1个多亿。玉门新城的大片楼房无法卖出，开发商的投资收不回来，下一轮投资的信心大受影响，而新城的建设发展嗷嗷待哺，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一栋办公大楼选址困难最终促使玉门市政府下定了搬迁的决心，这样的决策看起来似乎过于轻率；解读阿克塞县的搬迁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玉门搬迁决策的潦草。但是，如果把这些决策过程仅仅解释为地方政府官员“情绪化”的行为却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实际上，这种决策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思考和意识形态化的城市化建设理念支撑。
在远离石油城的玉门镇建设一个新型的玉门市，并不像以往搞开发区建设那么简单。它不仅可以大量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开展城市化建设，在一个以往以农业为主体的乡镇基础上再造一座现代化的新城，这听起来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啊！这种故事在20年前的边陲小镇深圳发生过，它带来的是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繁荣；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生过，它带来的是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幸福。这样的事件也将在西北内陆地区发生，在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大潮洗礼的中国大地，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媒体，大家共同认可的现代化标准就是“城市化”，这不仅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衡量各级政府改革开放程度的标志。城市化的话语席卷了整个社会，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其叙述框架中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种近乎“普世”价值的理念在任何地方性的知识面前都有着“畅通无阻”的“效力”。
在今天，“城市化”不只是一个由政府规划并倡导实施的一项国家目标，它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取向的意识形态，这不仅表现在本世纪初完成的行政区划改革中“撤地改市”的具体措施上，由省辖市管理城区和县，从而把“市”的含义拓展到了除了“城市”之外，兼具有省级管理职能（指对县和县级市的管理）的行政层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建立了一种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化建设为方向和标准的发展模式。《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是：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和方法。我们在这里所指称的“意识形态的城市化理念”正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逐渐形成的由国家主张并确立为发展目标和规范化模式的城市化建设，这种城市化建设过程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规划、组织、和实施，并且已经形成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化模式，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和广大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并自觉执行的具有内在逻辑性、一惯性和表象、主张的体系。客观上，作为意识形态的“城市化”、一方面为作为国家所主导的“城市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它为在国家目标与社会成员的行为态度之间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