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市化建设会对玉门政府有着如此大的激励呢？问题的关键是因为城市化建设才能产生政绩，而可视的政绩则是官员升迁的重要筹码。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存在的现实情况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地方政府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就像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下一级的地方政府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它直接投票，并且是决定性的。
为创造“城市化”建设，玉门政府正在以搬迁的经济成本换得政绩建设的成效。但是，它同时付出的，可能是高昂的社会成本，它所导致的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危机的到来。城市搬迁正使城市动迁居民利益受损，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结构遭受破坏。搬迁已经成为“民怨”的直接起因，也正在造成城市底层民众的进一步贫困化。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化”和“发展”的名义下发生的，这就使得种种问题的纠正和解决更加艰难。
当时玉门的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玉门的消费市场还是很大的，2000年前后，消费水平最高的是嘉峪关、玉门。我们仅次于嘉峪关，还有后来的轻风机械厂，我们化工厂一次破产500多人，好多企业整体下岗。没有迁址之前，玉门消费水平相对较高，我们的下岗职工，在管理局上用了一些，还有些到社会上去，再一个就是搞商业。迁市以后我们的商业急剧下滑，统计数字显示：原来我们全市有个体工商户4000多户，光（老）市区的个体工商户就有3000多户，占到3/4。但是现在（老）市区商业急剧萎缩，我们失去了市场，个体工商户这块的市场大部分都到外地去了，逐渐都走掉了。再一个，迁址之后市场萎缩，好多个体工商户歇业了，统计数字显示，光今年上半年歇业的个体工商户就几百户，有能力的都走掉了，到兰州、嘉峪关、酒泉去发展了。还有你（指石油局生活基地）迁到酒泉去还要重新买房子，走也困难不走也困难，过去的退休职工，退休老工人、老干部，当时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还有个思路，城里呆不成了，就到乡里去，承包工程啊，包地，咱们解决就业还有这样一个渠道，还有些原来在农村招工到城里的，现在厂子倒闭了，就再回到农村种地去。（LJX，2006）
当一种社会发展目标被赋予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那伴随它的实施所出现的问题，往往很难被问题化，因为目标本身的正当性源泉会构成它被问题化的屏障。在城市化问题上，这样的逻辑显然正在起作用：“城市化”目标被赋予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迫切性等等，使得人们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在很多问题面前放弃了基本的判断准则。也许人们可以将上述搬迁带来的种种问题归之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但即使仅仅是出于对社会系统的均衡需要的考虑，有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将“城市化”视为经济、人口过程的观念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划，使社会和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这种状况无疑会导致社会各系统关系的不平衡。无论这是因为客观的阶段性发展局限还是出于政府的目标性设置，这样的状况都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负面结果。因为社会各系统间关系的失衡必然影响到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秩序的建立，也必然影响到它的持续发展的空间。如果没有“社会”和“市民”的发育、成形，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现代城市。令人担忧的还在于，在目前玉门市的“城市化”运动中，根据长官意志、资本操纵，一哄而起的人为的“造城运动”正在破坏着城市作为文化积淀物、文化载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