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加强风险管理，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此，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必须要有新思路，采取新举措。
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效率与平等的关系。
一个和谐的社会既不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社会。它需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在把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还能有效分配蛋糕。所以，降低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五个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尤其在当前，化解社会风险，一定要处理好效率与平等的关系。如果片面注重效率优先，在短时间内可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但是这样会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增加社会风险；如果片面追求平等至上，会挫伤人们财富生产的积极性，造成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必须兼顾效率与平等，不能顾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恰如一部自行车，前轮是公平，职司导向功能；后轮是效率，职司动力功能。”也就是说，只有公平和效率互相协调，社会这部自行车才能平稳地向前发展。
其次，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要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适应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剧烈变革的现实，深入研究转型期社会管理的共性和特性，大力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包括利益协调机制、社会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以及危机处理机制在内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努力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和谐相处。建立和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一是要建立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党和政府要提供让各个社会阶层都能表达各自利益需求的机制，尤其是建立健全农民、城市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疏通其利益表达渠道，谨防个别强势阶层垄断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尽快建立民意调查制度、协商谈判制度等科学化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二是要大力培育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各种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民间维权组织，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社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政府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要支持非政府组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代表各自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要为他们的利益要求的表达提供制度保证。
再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筑社会安全网。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社会的安全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底线和基础，它可以给人安全感，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但是它也存在着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资金不足等问题。为了化解社会风险，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加快推进《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立法进程；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国务院要出台明确的规定，对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对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预算外收入中提取社会保障资金、对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同时要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多方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三是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让农民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十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把它列为重要议题，同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新举措。
最后，加强全球合作，积极应对社会风险。
在一个知识、信息、技术、经济、政治乃至风险都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是风险控制和管理的主体。然而，我们还应该高度关注民族国家自身的局限性，在反思现代化阶段，随着风险的全球化，单一的民族国家再也无力担承这一任务，这就需要全球性的通力合作，“全球治理”无疑是治理社会风险的一条有效路径。事实上，仅靠民族国家的单一治理，是很难抗拒日益全球化的风险的。正在来临的现代风险社会，抗御风险需要更为广泛、更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等等。例如，美国的反恐战争、英国的疯牛病、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控制非典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的行动，大气污染、全球环境保护等等，都一再证明，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成功控制风险、保障社会安全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