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臣民向公民、由权力向能力、由静态向动态、由人治向法治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找到有效化解社会风险的方法。
首先，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已翻了几番，社会财富也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关系到普通群众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的社会事业发展却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形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但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资金缺口大等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是一切公平的起点，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但当前由于我国对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而且原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还片面地向城市倾斜，在城市却过度向名校、重点学校倾斜，造成了我国当前教育极端不公平。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高等教育收费过高问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等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同时还有医疗改革问题、住房改革问题等都说明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这些现实不仅让广大的群众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加剧了群众基本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其次，技术的无节制开发和片面发展。当今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在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和方便的同时，也面临高风险的困扰。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出现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信息和知识社会，但信息安全问题也引起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广泛关注；新技术、新材料、转基因和克隆等生物技术的发展给许多国家带来核泄漏、遗传和基因技术滥用、新型材料污染等日益严重的风险。这些技术确实使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感大大增强了，如何加强高新技术的风险管理，确保社会安全，增强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信心，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后发展国家，如何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振兴民族工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货币资本投资的全球化扩张和金融服务一体化，金融工具及技术创新进程加快，资本流入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丧失、汇率体系崩溃的风险大大增加。如果为引进技术一味补贴发达国家，无异于自毁后代长城。对于世界工厂的认识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欢迎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承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贡献，拒绝那些转嫁环境灾害的“洋垃圾”。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就如同危害健康的烟草产业，不仅要有严厉的调控措施，更要用法律去保证。
再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是当前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体系。一般而论，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基尼系数为0.2—0.3，表示“相对平均”；基尼系数为0.3—0.4，表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家就有发生动乱的潜在危险，因此又有人称0.6为“动乱线”。而根据权威资料统计，“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这些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方面，不论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人们的现实感受，都引发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