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人类知识生产和创新的目的来看，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完善和发展。人们生产、获取和创新社会知识不仅是为了求真，满足人们好奇的欲望，追求人类知识体系的增长，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创造并建构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变革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目的，就必须把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智慧转换成更加合理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2.从社会生活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也需要实现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转换。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活动愈来愈知识化、智能化、复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成为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难题与生存困境（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单靠个人经验与智慧、靠主观愿望是无法解决的，要靠综合和集成人类长期积累与创造的全部科学知识与智慧予以整体性地解决。这就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选择相关的理论、知识，按照明确的社会定向将不同方面的理论非逻辑地统合起来，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实现他们向制度政策方案的转换。
3.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必要性还在于二者存在着一定差异。科学知识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等特点，它是撇开了事物多种非本质的、偶然性因素的理想状态。制度政策是充分考虑了具体情况和环境约束的现实的、特殊的实施细则，具有明确的社会外在形式。科学的理论、知识固然是社会行动的指南，但不是教条，不能直接拿来照搬照用，变为制度和政策。科学理论、知识只有结合特定的社会现实情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加工与整合，才能转换为形式化、客观化、现实化的制度政策。
4.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可能性在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高度自组织系统。任何有机体都具有自组织、自调节的功能，一个系统的有机性程度取决于它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性程度极高的机体，它具有自我意识，从而异于并优于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自身意识到的，且以某种自觉的形式进行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知识）都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形态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调节和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形成自觉的社会行为。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科技制度等都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自己交往活动的社会主体依据科学知识（社会意识）自觉建立起来的社会规则系统。可见，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主体，人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与智慧转换成满足人们理想与追求的制度政策，实现自觉的自我调节和控制，实现社会系统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有序发展。
5.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转换的可能性还在于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所造就的知识整体化和系统发展模式提供了知识转换的现实条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和借鉴融合。在当今大科学时代，不仅科学与技术一体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发展，而且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也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从而使跨领域、跨部门、多学科交叉知识的综合集成与系统发展并应用于社会结构等复杂社会巨系统研究成为可能，极大地丰富了制度规划与政策分析设计等社会应用研究的知识体系、思维工具和分析方法，开辟了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相统一的知识整体化视角综合认知和把握制度政策研究的崭新的研究范式，使得立足社会政策实践、注重综合集成、面向社会模式建构与制度创新的应用性综合型社会科学的诞生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科学发展背景下，社会工程学作为一门联结理论与实践、沟通现代科学知识与社会政策应用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