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它促进了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工程的规划者、设计者、决策者的党和政府的社会工程思维的大转变。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它向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发起了猛烈攻击。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和人民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消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在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背景下，围绕“市场化改革姓社不姓资”等问题展开，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向教条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起了冲击。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和人民拓展了社会主义的视野，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的权威，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后，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路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开展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和人民从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和制度的教条主义（洋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三次思想大解放，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历史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但都从思想观念上、从思维方式上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解放和创新活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促使党和政府在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社会工程思维的转变方面。
社会工程思维是存在于社会工程实践中的独特致思趋向与思维运作方式，它的核心特征是筹划性与指向性。社会工程思维的变革动力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由于社会工程主体思想解放、精神自由而激发的思维活力和创新冲动；二是物质层面，由于社会工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即受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社会工程实践需求的驱动，社会工程思维活力得以激发。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思想大解放，空前开放多变的大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改革难题的挑战，促使党和政府的社会工程思维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封闭、静态型社会工程思维转变为开放、动态型社会工程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取代了过去单一的社会，一个开放发展的社会取代了过去封闭静止的社会。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思维，逐渐打破了以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原则出发，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出发，从世界现有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去筹划与思考的静态、封闭性思维，转变为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趋势，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比等更加广阔的视阈去谋划和思考的动态、开放性思维。例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种开放、动态性思维的生动体现，再如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则是运用这种工程思维的政策设计。这种社会工程思维形式，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加适应当代空前开放和多元化发展的社会。
2.单极、绝对化、简单性社会工程思维转变为多极、辩证综合、复杂性社会工程思维
过去，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思维，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单极、绝对化思维，例如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绝对对立的两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势不两立、无法共存，如此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曲折发展，以及国内“四个多样化”的出现，价值多元化、社会多样化更加明显，适应这种多元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党确立了多极化、互利共赢、统筹兼顾的辩证综合性复杂性社会工程思维。例如，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协调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多元异质要素上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多个方面的辩证综合思维方法，在处理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关系上更加注重尊重差异、宽容多样、共存共赢的复杂性系统筹划与思考。
3.合规律性趋同性社会工程思维转变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个性化（艺术性）社会工程思维
社会工程作为人们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建立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过去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解上过于绝对化，表现在把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等同于普遍模式，把社会规律等同于实现模式（实现形式），忽视了社会规律在具体历史时空和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文化境遇中实现的差异性、特殊性与多样性，忽视了特定民族国家建构社会主义工程中在价值理想和价值选择上的主体能动性，从而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僵化半僵化思维，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本身，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样板，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趋同性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中，在对苏东剧变教训的总结中，在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潮流的深刻领悟中，我们党确立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个性化社会工程思维，依据社会主义普遍规律，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进行个性化思维构建，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中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以及主体价值追求，从而形成了以“中国特色”为鲜明特征的一系列个性化、艺术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构建体系，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整套战略构想。
4.结构性社会工程思维转变为功能性社会工程思维
改革开放前，受各种“左”倾思想影响，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思维，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内部各方面、各层次结构上的合理性，例如经济上的公有制结构，按劳分配形式，政治上共产党的集中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文化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等等，忽视各子系统内部要素的改良及其结构之间的协调、优化组合及整体功能的发挥。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以及国际国内复杂实践的洗礼，近年来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功能性思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结构的变化不能代替具体要素的变化以及功能的变化，整个系统的优化有赖于结构与要素的同时演变和系统层面上的集成创新，因而不再仅仅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内部一定结构的构建，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内部各部分、各要素的综合集成和优化组合，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即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益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统筹谋划各个子系统和要素的关系。从注重社会结构、手段的结构性思维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功能、目的的功能性思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价值目标的深层把握，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这种功能性思维，既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上的工程思维创新，也体现了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的要求。因为寻求系统的优化是系统科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在系统科学看来，系统的优化设计应着眼于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设计，把具体事物放在整个系统的全局来考虑，以整体为主进行协调，促进整体效果的最佳。
5.理想型社会工程思维转变为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实践型社会工程思维
过去，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思维建构表现为一种理想化倾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不考虑现实约束条件，试图按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进行现实建构。这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完全脱离实际，操作性差，导致了实践上的挫折与失败。改革开放后，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历经多次思想大解放的洗礼，我们党确立了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实践型社会工程思维，面向现实，从时代实际国情实际党情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思维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更加符合实际的社会工程设想。例如，改革开放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构想与推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施行，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等等就是这种实践型社会工程思维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