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原有规则的边际调整法。
机制设计理论以信息传递或处理无效、激励不相容为基本预设，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结论是，如果信息完全，则任何制度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现实问题，都存在信息不对称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同，就需要不同的制度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制度都不是完全的，都有改进的空间。社会工程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很无知的，规则变动与设计的过程是动态的、分阶段的，下一阶段的规则设计要受到上阶段既定规则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约束，在每一个决策点上，只能根据现有的多重约束条件，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边际上的纠错与调整，寻求更好的制度安排。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先是逐步取消与户籍相捆绑的各种利益，然后修正相关条款进行制度设计，放宽户籍迁移的条件，使户籍制度表现为动态的调整过程。
（3）制度的协调分析方法。
从横向来看，社会的整体变迁伴随着各种制度的动态调整，变迁中的制度具有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制度的协调分析法就是通过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寻找影响整体变迁的瓶颈制度，改革瓶颈制度，使整体制度变迁稳定协调。如果某一制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或障碍，引发了较多的社会问题，此制度便是瓶颈制度。社会工程学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制度都不是完全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制度都能够设计与调整，有些制度改进是可设计的，有些则是不可设计的，在能够设计的制度中也不是同时设计，而是有先后次序，包括：其一，制度变迁协调度的诊断，运用量化指标判断制度之间的匹配性；其二，诊断瓶颈制度；其三，对瓶颈制度进行再设计，使整体制度协调变迁。
（4）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约束下的规则设计的基本模式。
制度是“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的规则体系”（Dimaggio and Powell，1991），那么制度必然是共享价值的外在体现，任何具体的规则都是内在价值准则的外化。由此推论，如果要进行规则设计，首先要重塑新的共享价值观，价值观的共享程度越高，新规则的交易成本就会越低，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的不一致程度就会越小，新规则的设计的障碍越小，实施就会越容易。其次，在共享价值观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环境与其他约束条件，设计新的规则体系，实现社会目标。邓小平通过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国文化中对结果平等的偏好导致了新劳动法的出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共享信念，使“985工程”、“211工程”出台。
@@@五、社会工程学对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
1.从社会科学到社会工程学的重大意义
以往的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现象极其复杂，社会科学以解释世界为己任，重在探讨社会现象的“是什么”与“为什么”；而社会工程学则以变革社会世界为目标，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己任，重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怎么办”、“如何解决”。在我国社会结构迅速变动过程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由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变动而产生，社会工程学认为在既定的人的行为模式的条件下，制度安排失误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制度安排或社会机制是可调整的或可设计的。通过规则的调整与设计，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社会工程学是社会领域的应用技术，是对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综合运用，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
2.在宏观层次上，社会工程学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规则支持系统
社会工程的基本理念不仅仅是制度重于技术，更重要的是认为这个重于技术的制度与规则是包括可以人为设计与调整的部分，通过这部分制度与规则的设计影响人的自由决策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不可能等待着一目标能够自动实现，社会工程学认为，要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需要设计与之匹配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具体制度。
3.在中观层次上，社会工程学为各级政府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社会工程理论在许多经济社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包括医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虽然信息不对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是这些领域的改革所面临的重要方面，但由于这些制度改革的社会目标并非是单纯的效率性，还要考虑社会公平，而对社会公平的认识只能是历史且具体的，社会工程理论比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更具有适用性。社会工程理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应用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社会民主与正义而非效率，社会历史文化决定了人民的民主观念与民主意识。社会工程更强调机制与规则设计的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约束，有助于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来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工程学启示我们，这些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满足动态协调原则，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4.在微观层次上，社会工程学为企业与社会事业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方案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实例，已经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深切关注，并且已经在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委托――代理理论主要考虑激励相容的问题相比，机制设计理论提供了更具一般性的框架。而社会工程学启示我们，机制设计理论只能给我们提供国企改革的基本参考系，中国企业改革制度的设计并非是照搬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要结合中国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与规则设计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影响人的行为模式，是规则设计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同时，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通过约束“搭便车”行为，改变规则的信息传递维度与激励形容的程度，也是规则设计的内生变量，从而决定规则设计的基本模式，故国有企业改革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另外，社会工程理论启示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每一部的改革方案只能通过对原有制度的边际调整而获得，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改革方案。从横向来看，国企改革、农村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是相互影响的，需要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1]田国强：《经济机制理论：信息效率与激励机制设计》，载《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
[2]田国强：《激励、信息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载《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3]罗杰？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中译本）》，于寅、费剑平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4]王宏波：《社会工程的概念与方法》，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王宏波：《社会工程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张顺：《多重视角中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分析》，载《理论探讨》2004年第3期，第84-88页。
[7]Dimaggio and Powell，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nizational Study，edited by Walter W。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