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是否被说服了，我们不知道，我估计叶公没有被说服，也许还提出了其他的反驳，但是，因为记载这个事情的是儒家，叶公的观点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所以我们要多写书，特别是要多写我们和别人争论时的精彩话语，忘记对方的精彩话语，就可以占便宜了。叶公啊，怪就怪你的弟子太懒。）不过类似的争论在后来的时代再度出现，这次是一位叫“桃应”的先生和孟子争论，举的例子更有戏剧性：儒家心目中的圣君舜当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杀了人，舜应当怎么做？因为舜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天子，另一方面是儿子，所以这个例子更复杂一些。天子的职责是维护法纪，而儿子按照儒家观点应当保护父亲。孟子的解决方法是把这两方面分开，作为天子，应当容许“警察”去抓捕罪犯瞽叟，而作为儿子他就背上父亲逃亡到海滨。（这不是因为海滨是度假胜地，风景优美适合观光游泳，而是因为古代的海滨非常偏远，警察找不到逃犯。）孟子的解决看起来更好一些，把两个身份分开，既避免了破坏法纪又顾及了亲情。
桃应是否被说服了，我们同样不知道。我估计也未必被说服。至少我们看到孟子没有能说服两千年后的另外一位刘清平先生，他发表了一篇《美德还是腐败》（《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指出儒家伦理的血亲情理精神具有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由此在学术界也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至今，这个辩论还是像人类绝大多数的辩论一样，谁也没有说服谁。
三
离开口舌之争，让我们看看现实，就看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朝廷虽然不断改变，但是有一个官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官场，那就是“贪官”。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官官相护、裙带关系等现象，并非是中国官场的意外，而是一种常态。比如说到裙带关系，李敖曾经说国民党的官员们是用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话虽然刻薄，但是想一想也不无道理。小团体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不仅是官场会为私人关系而枉法，即使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找个熟人走走后门，获得一些特殊的利益，大家也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论儒家如何辩解，也不论孔子等儒家是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事实证明儒家的思想一定有问题，因而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只要我们接受儒家的前提，仁爱是有等差的，并以此作为我们行事的基础，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我们要给亲近的人更多的爱。如果亲近者和疏远者之间发生矛盾，按照儒家逻辑，没有理由我会站在中立的立场，我当然要护着自己人。当我们有权的时候，没有理由我不偏向自己人。我可以对外人也很好，但是从程度上，当然不如对自己人更好。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贪官污吏都是一些天性邪恶的家伙，像幼稚的中国戏剧中的反面角色一样涂着冷冷的白脸，也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一种无情无义的家伙。实际上，如果你有机会和这些贪官污吏做同僚，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很可爱，而且心地很好——至少当你和他是同一派的时候是这样。反而是那些清官如海瑞，反而显得很冷漠而不近人情。因为偏向自己人，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自己人的爱存在。
不可否认，这些人的行为包括那些劣行，最重要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自己一人的私利。即使是他们对别人施加恩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交换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也还是为了一人的私利。这种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心中有爱。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也要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小团体争取利益。为自己而贪污腐败，我们都知道是不道德的；但是为家族、为团体而贪污腐败，则往往能得到大家的同情。如果一个贪污案东窗事发，一个人为其他人顶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会觉得这个人有义气、是好人。他们自己也会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为自己的做人方式而骄傲。他们也的确心中有一种“我要帮助自己人”的利他的心态。说起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为亲友不惜坐牢”的精神中，的确有一种对亲友的某种性质的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