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方法要好一点，就是做隐士。楚国有个“狂人”，用对山歌的方式和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凰啊凤凰啊，你怎么现在堕落了。做过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以后的事情你还能改。停下吧停下吧。如今要从政是错误的。）这反映的是道家中一部分人的态度：当政治已经越来越肮脏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政界，到山林中去，过我们自己的健康人生。也就是所谓：天下有道则出仕，天下无道则隐退。
这位“狂人”显然是属于道家一派，他能够在天下大乱前，看到局势已经不可收拾，也就是“不可为”，这是道家“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秋”的功夫。他重视自己心灵的健康纯洁，“德”的完备，这是道家“爱身”也就是自爱的准则。他们的态度是，如果天下事已经不可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心灵这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呢？
这种态度在中国后世不绝如缕，竹林七贤佯狂避世，就是因为晋代的政治更为肮脏且危险，所以这些士人就通过隐退而“全真”，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真心。楚狂人的时代，政治危险性还小一些，基本上退到山中就行了。而竹林七贤的时代，则危险会更大，即使是嵇康退隐山林，也不能逃脱被杀害的命运。因此，他们只好故意做出许多荒诞无稽的事情，把自己弄得像疯子或者朋克，从而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这实际上就是“水”的“处众人之所恶”的态度，靠“就下”而获得安全。陶渊明之所以被后代中国士人所极力推崇，也是因为他退隐于田园的行为，和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使中国士人所向往。中国传说中的神仙，实际上也是这一支的人物。现代简化字多有不足，只有“仙”这个字简化得颇为恰当，神仙就是“山人”，也就是这些隐士们。神仙生活，也就是这些有幸保留了人的本性的人所过的生活。
这种态度就是：既然出山泉水浊，不如泉水不出山。
三
但是，这样的选择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你们这些高人都退隐山林了，那社会中政界中的人只剩下了私欲强烈的人，那百姓的日子岂不是更为困苦？完全不考虑这些，未免失去了道家的“慈”或者说“水的滋养万物”的精神。所以孔子宁愿被楚狂人不理解，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尽可能为这个社会而努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子一流儒家的态度，和道家有所不同，往往是一往直前，不顾生死，正是所谓：出山荡涤混浊水，要让江河变清流。因此，真正的儒家更为浊世所难容，因为那些肮脏的心灵，会嫉妒这些清明的心灵，并且也会感到这些清明的心灵对他们有所轻视，因此更会增加怨愤。这样的清水，结果往往是被消灭。唐代衰微时，军阀朱全忠的谋士李振仇恨当朝大臣，力劝朱全忠：“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朱全忠笑着同意了，一夜杀掉在朝的三十多个大臣，皆投尸于黄河。李振的态度，显然是代表了这种嫉妒的怨愤。儒家和污浊的世界是敌对的，这样的态度其实不像水，而像是江河中的中流砒柱。这显然不是道家人物的选择，如果道家人物中，有些为了自己的慈爱之心，选择不退隐，那他们会如何做呢？
我们不需要猜测，只要看看历史就可以了，因为后世的道家中人，也有一些想要出仕的人物。但是和孔子有些不同，是他们往往采用的方式更为委婉，他们会凭借智慧，巧妙地影响当政者，达成有助于被压制的弱者的利益的目的。比如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他认为一般隐士们还是太拘泥于形式，实际上“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一个人即使是做官，也一样有可能保留自己心灵的纯洁，又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情。当然，和山林隐居相比，要在朝廷做官吏，又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和人格尊严，还有偶尔劝谏皇帝不要太奢华，最好不要建上林苑，最好杀死奸邪小人等，这样做的难度要大很多。“出淤泥而不染”毕竟要比“出清水而不染”难度高多了。东方朔采用滑稽幽默的方式，隐去了自己身上的锋芒，而让皇帝能够接受他。这就是道家“水”的灵活性的表现，内心有理想，而行为上不妨绕路。出山泉水浊，东方朔的态度就如他所赞许的柳下惠一样，可以坐怀而不乱：清水虽然流在浊水旁边，但是也可以保持清澈，正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乱心，无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