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这一点，对孔子为什么要维护西周的“礼”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因为那是在那个时代很有用的一种设计，破坏了这个设计就会带来危害。
另外，如果臣子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不允许他们“犯上作乱”，并且如果国王对臣子有仁爱，臣子对国王也有仁爱之心，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辅助性的保护。
在春秋战国时期，仁义和礼义都已经被严重破坏，礼和仁所带来的信任感和爱心也不再了。随后产生的法家思想代表了“礼崩乐坏”后的人心，并且强化了一种和“爱”没有关系的价值观，那就是把君臣的关系看作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而且相互没有任何形式的爱，只有相互算计。合作和斗争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正是韩非的观点，他说：“上下一日百战”，这是说君臣之间的心态；“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改变）主位”，是表达对臣的不信任，并为君不爱臣提供理论依据；“千乘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指中等国家的君主）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指大国之君主）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受制）于人”。这些也都是告诉君主不要相信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功高震主者危险的困境，实际上是法家思想占据上风，而且是法家的统治术占据上风的时候所必然产生的困境。如果我们简化描述这个困境，可以这样说：“当两个人互不信任的时候，除非一方完全占据上风而另一方服从，否则双方必然都会产生恐惧，并且因此导致争斗。”
有个心理学原理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一个人坚信某种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如果我们欣赏某个学生，受到了欣赏的学生就会表现得更好；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对她加强管束和监视，妻子感到越来越气愤，决定找个外遇报复丈夫……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更容易发生。因此，当皇帝们相信法家所说的话，怀疑功臣肯定要作乱时，功臣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说儒家的理论背后，是一个有些天真的理想家；法家的理论背后，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爱，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权利地位和奖惩的心理扭曲的人。
为什么大多数皇帝都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呢？如果他们采纳了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中国会怎么样呢？这里只指出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秦始皇之后的皇帝，在先秦的中国文化传统中都是“没有合法性”的。他们都只是凭借暴力获得了皇帝的地位，实际上都并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正因为皇帝的地位来自于暴力战争或者暴力政变，所以他们才会害怕功臣或者权臣也通过向样的方式来一个改朝换代。当然他们也会使劲宣传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但是那一套方法能欺骗小百姓，而欺骗名臣大将却十分的不可靠。皇帝权力无限利益巨大，怎么敢保证功臣不动心篡位？因此困境产生的关键是，皇帝的地位得来的不正当。
言至于此，我们对如何解决此困境就有了一点头绪：首先，我们不能把如此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样，权力对人的诱惑会有所减少，功高震主者也就未必愿意夺权了。过去的帝王权力大到几乎可以对任何人生杀予夺，这样的权力当然值得用全家人的命去搏取，而现代越来越民主的社会中，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即使是最高权力者也应当受到民众的监督，这样，权力的诱惑会有所减少。另外，人所得的地位应当有“合法性”，这样他的地位就不会轻易被侵占。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恢复世袭制，那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可以采用现代的选举制度或其他方法，并让我们所有人都承认这样获得的地位才有合法性，那么，就可以避免或减少相互猜疑，避免或减少功高震主者的困难，也可以避免或减少武大郎开店的困境了。当然，在不同的领域和职业，我们也许需要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私人企业，也许重要的就不是选举制度，而是对投资人的权利的法律保障。如果投资人相信，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法律保护，不会被自己所聘用的经理轻易侵夺，他也就不必要选择“矮个子”做自己手下的经理人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才可以逐步告诉大家，法家所说的那些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在相互有信任的情况下合作的，人和人之间是应当有爱的，人类社会是可以更美好的。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