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旭突然放弃千万资产，皈依佛门，但是不久后，就因病去世。
在她皈依的时候，就有人说她是因为得了癌症，所以才皈依佛门，以求不死。等她还是死了之后，就有人质疑，“她这样虔诚为什么还是死了”。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僧人出来解释。好像应该解释一下似的，好像佛没有给陈晓旭保住命，信佛就不必要似的。这样一种态度不是信仰，倒像和佛谈条件做买卖。
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注意到中国人没有“很认真”的宗教信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中国人往往只在有事情需要的时候，才想到去求神或者拜佛。而对求哪个神或者拜哪个佛或者菩萨，中国人也不是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决定，而是根据实用的效果来决定。哪个灵验，拜了有用，就拜哪个。拜佛有效果，就拜佛；拜黄鼠狼有效果，就拜黄鼠狼。而且为了保证不白白祭拜而没有得到效果，还采用了赊账的方法。先把自己要求的事情说给佛或者神，如果后来所求的事情实现了，就掏出钱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如果没有实现，那就对不起各位神佛了，我可不能白白掏钱。
真要找原因，这个特点和儒家有关。儒家从来不爱谈鬼神，从孔子开始就“不语怪力乱神”，不爱扯那些天上地下的闲事，关心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儒家影响下，中国人的性格比较“注重实际”和“现实”，而不大关注离现实更远的事情。
注重实际和现实的性格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其不足，一个重大的不足，就是使中国人更难超越现实的利害。记得有一次，有幸和当代史学大家吴思先生见面，谈到他的开创性作品《潜规则》，我对他的思想十分佩服，但是也隐隐觉得其中有个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回来后再思考，发现问题在哪里了。我理解吴思先生的意思是，多数人都是从利害计算出发的。也就是，潜规则的存在，决定了那些腐败行为成本低而收益多，而试图打破带来腐败行为的潜规则，成本极高而收益很低，这也就决定了理性的、关注自身、利害的人多数时候宁愿遵从潜规则。只有在下层百姓实在是不堪忍受时，当生命可能不保时，“命价”极低时，反抗才是“合算的买卖”。吴思先生也提出了，少许特别的人，比如海瑞可能不会按照“实际合算与否”而是按照“正义与否”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吴先生似乎觉得，少量这样的人的行为，不足以改变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潜规则以及腐败能够存在，背后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计算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太多，而计算利害太多，恰恰从长远看带来了很坏的后果。所有人的短时的自利行为，导致了长期对所有人都有害的结果。
我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僵局的出路，就是信仰。如果足够多的人有共同信仰，那就会有足够多的人不按照“利害计算”去行动，而是按照“善恶信仰”去行动。这样，就可能在潜规则的死循环中打开一个缺口，而带来新的出路。
有信仰的时候，中国人也一样可以不计个人得失。比如汉代农民起义，张角借助的是道教之太平道。这种道教教义驳杂不纯，虽然也搀杂了道家思想，不如说其中巫和医的成分更多一些，在思想深度上比较肤浅。但在张角这类强人的引领下，它却有震动全国的势力。同样，元末有白莲教、弥勒教，这些民间宗教来源于佛教。如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但是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其做法已经偏离了正统佛教，所以被僧侣称为“事魔邪党”。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教义通俗易懂，有能够满足大众信仰的需要，所以流布极为广泛，而信徒为了信仰，也愿意付出和牺牲。因此，教主刘福通才能够借此起事，发动农民起义。晚近的天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等团体，无不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加以组织。当然，先秦的墨家组织的核心，也是信仰，对兼爱以及兼爱背后的天意和鬼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