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法家“法”之毒的方法，是现代法制建设，其中关键不是建立多少具体的法，而是确立“法的精神”。现代法制中的法，不是当权者意志的专断，而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当我们的法成为民意的体现后，法就不再是束缚人的镣铐，而成为了规范人的交通灯，保护人的斑马线。
破法家“术”之毒的方法，是“真诚”的文化建设。所有术的背后都是欺骗，而骗人者也被人骗，中国人“诈伪不诚”的恶习也就是从这里起始的。而更诚实，也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信任，而有更美好的文化。增进新闻自由，也许就是这方面可以首先去做的事情。
破法家“势”之毒的方法，就是现代民主建设，是树立人与人平等的意识形态。
当然，破法家所有毒素的关键，在于心理建设，在于让人们得到爱、懂得爱，让人们都懂得人性的尊严，也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尊严，让人们有安全感有自信和对人的信任。当人们心中有爱，有尊严，有信仰之后，法家的那些阴霾必将散去，如薄雾飘散在风中。
那时，法家所遗留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清洗掉这些技巧中所含有的病态价值观之毒后，也许这些方法对我们还有一些用处。——就像一个被收服的妖怪，也可以为菩萨的山林去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一样。
诸子百家是一座矿山
相信进步的人，以为古代的东西当然是过时的，因而往往是无用的。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比如在自然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试图用古代的有关知识与之抗衡，在多数领域都必然会如同螳臂当车。但是，如果在人文领域比较古今，就未必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了。在人文知识上，古代知识未必过时，而现代人对人性的理解也未必就更加深刻。
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并非完全过时，有些方面至今依旧有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思想体系看作是矿山，矿山中并没有现成的钢锭或者铝锭，但是，那里面有矿石，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和冶炼，我们就可以在这矿山中得到资源和财富。
一、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矿
墨家思想的基石，是“兼爱”两字，因为“兼相爱”，所以才有“交相利”（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双赢”，但是“赢/输”这样的概念本身还是竞争语言，不属于墨家）；因为兼相爱，所以“非攻”（好像今天所说的和平主义，不过，墨家是赞同防御性的战争的）；因为兼相爱，所以要“节用”，避免自己的浪费导致资源不足和人际争夺……
兼爱，不是亲人之间的爱，是所有人之间的爱，是一种比血缘更博大的爱。
为了让我们相信这种爱的正当性，墨家提出“天”和“鬼”让我们相爱。这个方式类似西方人所说的，“上帝就是爱，上帝让我们相爱”。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具超现实信仰精神的一家，但是墨家所信仰的，与其说是天神，不如说就是“爱”本身。
因为有信仰，墨家做任何事情都有爱心融化其中。墨家是最好的工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技术，更是因为他们有爱心。墨家中有武林高手，是因为他们有心愿要保卫自己爱的人们。
也许正是因为墨家精神最纯洁而伟大，所以也就格外不能被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所容。韩非子恨恨地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些犯禁的侠士，最多的就是墨家的传人。
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矿，继承和发扬墨家的精神，可以把中国人从庸庸碌碌的凡俗生活中超拔出来，带我们的灵魂到那光辉灿烂的天空，让爱的金色阳光照亮挣扎在痛苦泥潭中的人们，让大地上开满鲜花。
我希望自己能够看到这一天。
二、阴阳五行家的五色石
阴阳五行家的创始人邹衍是从儒家中分出的，阴阳的思想也和儒家对《易经》的研究有关。不过，如果我们远观阴阳观念的起始，那要远远早于孔子研究《易经》之前，《汉书·艺文志》认为，阴阳家是源于远古负责研究天象的官员。五行的思想，也是在更古老的《尚书》中就已经出现。
对天象的观察和对天文的研究，是各个古老民族都十分重视的事情。欧洲的自然科学，就是从天文学研究开始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也是在星球的运动中去验证的。从中国的天象观察和天文学中，引申出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当然不是科学，但是它和科学一样，都是一种用于理解和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家的认识方式，反映了中国式认识活动的特点，那不是和西方一样的逻辑精密而概念界限分明的思维，而是一种看似模糊的但却更为辩证的思维模式。阴阳五行可以看作是一种模糊数学的符号，可以用来进行运算。
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和医结合，成为了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在中医中，可以反映人身体的两种不同的机能，而五行更直接对应五脏，用来运算五脏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律。
以董仲舒为代表，后来阴阳五行家和儒结合，从中出现了所谓的谶纬，这是一种预测学，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政治人事的变化。阴阳五行化的儒家，认为人事和自然现象都属于阴阳五行的变化，所以可以交互感应。因此，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阴阳失衡中，了解到人事上的阴阳失衡。例如，朝廷上如果后妃当权，就会感应而造成阴盛阳衰，这样就可以引起母鸡打鸣公鸡下蛋等异常的自然现象。
阴阳五行家和道家结合，成为道教。而中国的种种方术性质的活动，占卜风水、驱邪等，无不以阴阳五行为其基石。
独立的阴阳五行家，在汉末已经消亡，魏晋之后更是完全不复存在。而阴阳五行的思想，却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直到今天依旧影响广泛。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乍看起来，阴阳五行这样一种体系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所应用的范围和科学有一定的重合，而科学已经如此成功，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不够成功的体系。我们如果希望知道明天的天气，与其找一个熟悉阴阳五行的人去算算阴晴，不如看看气象台用科学手段作的预报，后者虽然也时常会有不准确，但是准确度却比算命先生的平均水平不知高了多少倍。我们选择一个盖房子的地方，也可以用科学手段测量这个地方的电磁场、日照、噪音等指标，确定它是否适合人居，似乎也比风水更能令人信服。
但是，阴阳五行学说却未必会因此消亡，在我看来，阴阳五行学说这样的特殊认知方式中，还可以引出某种新的东西，也许它会滋生一种新的科学，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这块五色石，究竟是宝贵的矿石，还是一块没有多少价值的花花石头，我们还要等等才能知道。
三、杂矿：名家、农家、兵家和纵横家
名家主要以辩论见长，是中国文化中对类似西方的逻辑最熟悉的人。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得到发展，在两个大师惠施、公孙龙之后，并无出色的传人。在当代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情，西方文化中已经做了而且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尚未发现名家流传下来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潜在的东西。所以，我个人以为中国名家不需要发展，我们只需要引进西方的逻辑学和哲学作为替代就可以了。
先秦所谓的“农家”，并不是指那些种地的农民，不是我们现在说“农家乐”的农民家庭，而是一个重视农耕的学派。代表人物是许行，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和“市贾不二”，也就是提倡人人都参加农业劳动、物物等量交换。这一派的思想流传不广、影响也不大，很快失传后，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下的文献，因此，也谈不上怎么去继承了。
兵家在中国发展很好，这是文化的幸事，但是刚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不幸，说明中国战争频繁，所以中国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机会去学习军事。
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军事史和西方军事史，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用兵之神妙，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比比皆是。而中国兵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卓异的成就，主要是兵家善于运用道家的辩证性思维。
作为一种实用军事学，中国兵家的经典还是有相当的价值的。
纵横家是古代的政客，所谓纵横之术也就是政治权术，和兵家一样，在实用层面也有价值，但是在文化建设上，却谈不上有多大的价值。历史上的纵横家们并没有多少文化理想，不过是运用纵横之术混个金饭碗吃饭而已。
当佛来到中国后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早期佛教造像和后来的佛教造像，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别：早期佛教造像中，不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一概都是深眼窝高鼻梁甚至卷发，一眼就看出不是中国人；而后来的造像中，佛和菩萨们逐渐地越来越像中国人的样子了，看看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完全是一个慈祥的中国女性的相貌。
如果我们把这也看作一个象征，那么它的象征意义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佛教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外来文化”，它成为了本土文化；佛已经不再是外国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
佛教，是中国最成功地引进和吸收了的一种外来文化。
一、佛教和道家的融合
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本土和它最接近的思想体系就是道家思想。比如，佛教推崇的境界是破除执着，而如果我们去看庄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辨证论述，你几乎会以为庄子是个佛教徒，因为他所做的正是在破除执着。
再比如，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也是很相似的，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种“无遮无碍”的状态；而“无”也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佛家要破除一般的知识，而彰显大智慧，大智慧不是通过知识学习而得到的，相反获得大智慧的操作方法之一是禅定，也就是通过专注而减少以至于不再有念头，大智慧自然会发生。而道家也同样有类似禅定的“玄览”，道家所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减，减而又减，以至于无”，听起来颇像对禅定方法的注解。
因为佛道之间的相似，甚至会有一些传说，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比如佛教中有种说法，说老子是佛的一个弟子，来到中国；而道家则说老子骑青牛出关后，不是到了别处，而是到了印度，他实际上就是佛本人。这些传说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可靠性当然不会大于零，但是在精神层面作为一个象征去看，则并非一派胡言，因为佛道之间的确有着精神的一致性和联系。
当然，佛教和道家还是有不同的。比如，佛教的目标是达到涅槃境界，完全超越人世；而道家却并无这样的追求，而乐于游戏于人间。佛教更主动地度化世人，而道家则更为顺其自然。佛教更是出世间的，而道家游戏人生则无所谓出世入世。
从具体形式上，佛教有正式的仪轨，而佛教刚进入时，道家并无正式的团体和仪轨，至于道教的仪轨，那还是后来学着佛教而创立的。
不论如何，佛教和道家并无本质冲突，因此很快就相互影响并且开始融合。而这个融合的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支派——禅宗。
禅宗的直系来源当然是佛教而不是道家，达摩祖师也并没有学习实践过道家，但是，禅宗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却和中国人具有道家基础有莫大的关系。佛教支派很多，但是在中国禅宗最为兴盛，就是因为这个支派最符合中国的土壤。唐三藏西天取经，回国后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就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和中国的水土不合。
如果我们看印度佛教的经典，你会发现那往往充满了详细繁复的推理，使用印度的逻辑学即所谓的因明，啰哩啰嗦颇像我们心目中的唐三藏。而禅宗则完全不同，废话少说，用最简练的语言甚至不用语言，更多靠启发人的顿悟，就传达了佛家的深刻洞察。
这恰恰是因为，禅宗的这个方式很“道家”，“道可道，非常道”，道家一贯教导中国人，真正的道是不可言传的。而佛的大道，当然也不可言传，而同样适合用启发的方式，让我们自己去顿悟。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禅宗是和道家结合的佛教。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结的果实。到了六祖慧能，我们可以看到禅宗已经完全“中国”了。
后来，禅宗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很昌盛的时期，造就了许多高僧，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精神。当然，影响中不仅仅是积极影响，也有由于学佛者的一些误区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野狐禅之类。
二、佛教与儒家
佛教与儒家却并非像和道家那样一见如故。
因为，出世的佛教和入世的儒家，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儒家不能接受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因为儒家的自我修养的过程从来都是“在家”的，这里说的在家不是佛教所说的不出家而已，而是确确实实要在一个家庭里，儒家认为只有家庭才是最适合修养自己的地方。儒家弟子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修身，第二就是齐家，以后才是治国平天下。
儒家看来，一个人抛弃了家庭，置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于不顾，不担负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去生儿育女，这是不孝的行为。这是要被谴责的，而更何谈成为人生的榜样？而且，儒家看来，佛教出家人也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这也是不可取的。不忠不孝，在儒家看来，这样的宗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早期儒家弟子往往对佛教采取了敌对的排斥的态度。
但是后来，随着相互了解和相处，慢慢地佛教和儒家之间的冲突减小了，双方也都互相有了一些影响。佛教逐渐中国化，在一些方面向中国人的习俗靠拢了。比如，本来完全靠别人布施而生活的僧人，在中国也开始有种田的了，这样，佛教就得到了社会的宽容——毕竟不是白吃饭了。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不好的变化，那就是在印度，僧人是不敬拜帝王的，因为僧人是佛的代表，不能屈尊敬拜区区的人间帝王。而到了中国后，逐渐地和尚们不仅敬拜帝王，而且对地位高一点的人间官员都去敬拜了。
而儒家受到佛教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宋明理学虽说名义上是纯粹的儒家，但是实际上，在宇宙观人性论等很多方面，受到佛教的启发很多。——实际上他们往往是在佛教的启发下，突然理解了一个孔子说过但是没有明确说清楚的道理。于是他们说，我们并非学习佛教，而是阐述儒家圣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这话当然也并非假话，但是多少还是有些不承认佛教功劳的偏心。比如在儒家人物中，王阳明受到佛教影响应该是最多的，“良知良能”和“佛性”应该是大有关系的。
三、佛教与民间
大智慧的佛教，到民间必须有一些转变。比如，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到民间，你不可能不塑造一个佛像让人崇拜。
佛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主要是：确定了因果报应的观念，和提供了作为心理寄托的偶像。
因果报应的观念，使苦难中的人得到了安慰：即使我今生得不到幸福的生活，至少以我的善良，来世我有希望得到幸福。因果报应也足以让人发泄愤怒，有的人穷凶极恶，我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至少我知道，将来他会在地狱受苦。
因果报应的观念，也能够使人多多少少能多做一点善事，而在做坏事的时候也能够稍微有一点顾忌。
佛教也为民众提供了心理寄托。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人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去求助的对象。大肚子弥勒佛，用他那永恒的欢笑，安慰着愁苦中的中国人。而中国土产的济公，也用一种道家式的不修边幅的风格，到处去扶危济困。
佛教给过于现实的中国人，带来了超越现实的信仰，这种信仰自墨家被灭亡之后，已经不大存在于中国了。正因为佛教可以有这个作用，所以许多人也借助佛教的力量去组织政治性的团体，比如白莲教、弥勒教等。在信仰的力量下，一向现实的中国人可以变成不现实，可以为一个理想（也许只是幻想）而英勇献身。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并非取代儒家的地位。如果一家有个孩子要出家，大多数家庭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他们还是会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孝。接着大家就会猜测这个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心理创伤，比如他也许是感情受挫而心灰意冷，才会“遁入空门”。
近年来，由于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看到信佛教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佛教，还在中国继续发展着。
西方的不速之客
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中国一开始对西方持轻视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很快被纠正，甚至可以说彻底扭转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轻易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摧枯拉朽一样摧毁了中国人内心的自负。
失败，使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有了强烈的自卑，也使得中国人异常焦虑。
于是，我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焦虑而自卑中的学习。结果我们未必学习到了西方的优点，也许反而更多地学习到了对方的缺点。
自卑，导致两个极端的表现。一种表现是，盲目追随西方，好像西方的什么都是好的。以追随西方的最新思潮为荣，并试图全面引进西方的东西，用西方来改造中国。以心理学界为例，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取决于西方心理学家近来研究的方向，最得意的成就，也只是自己的论文能发表于西方的杂志。其他各个领域也无不如此，甚至连城市的草坪上铺的草，也都是欧洲人所用的地中海区域的草种——而这种草常常并不适合中国的气候。
另一种表现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实际却出于很类似的自卑心理。那就是盲目的国粹主义，好像只有中国古代的才是好的，拒绝吸收西方的东西。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加鉴别地赞赏，甚至包括中国最腐朽没落肮脏的传统。我们的古装电视剧中，那些津津有味地演奴才、演太监，演宫廷勾心斗角的故事，可以看出有些电视人和观众还真的是乐在其中。心理学研究指出，有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反向作用”，是说当我们想掩饰一种心理时，很可能会不自觉地走向反面：不承认你恨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格外爱他；不承认爱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格外讨厌他；同样，当你不承认自己在外国面前的自卑时，你可能就会表现得格外“对中国传统自大”。因此，那些盲目的国粹主义者，也许内心同样自卑。
只有不自卑，我们才可能真正像鲁迅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拿来主义者”，才能够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中自由地选择最优秀的成分，有机地消化吸收，并创造一种结合中西的优秀新文化。
焦虑，导致的是急躁。急于富国强兵，可能使我们对某种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制度不加深思地接受，有可能反而使我们走了更多的弯路，更延缓了中国社会改进的速度。
经过20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是如何吸收这些文化，并和我们原有的文化很好的整合，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所有这些，是过去，而我们的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