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科学要改变自然界（这个“自然”和道家所说的“自然”意义有区别），也有能力改变自然界。这固然伟大，但是自然界如此复杂，完全地理解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人类不可能完全知道科学对自然界的改变，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一开始看来很好的进步，也有可能在未来发现是一个破坏。杀虫药DDT发明时，人类欢欣鼓舞，以为虫害就此可以绝迹，但是以后却发现DDT是伤害地球生物圈的最大杀手，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生态的平衡。氟利昂的发明何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结果却发现它会破坏臭氧层，从而危及人类和动物的生存。固然，这些科学产品的危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科学精神中的那种不断进取的欲望，必定驱动着人类创造新的不自然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则可能对人类产生新的未知的危害。科学需要全新的创造，而最新的创造品一定是人类对它缺少理解的。（如果人类早就理解，早就创造出来了，不需要等到现在。现在的新创造，当然代表了人类在这个具体方面理解力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达到了人类在这方面的理解力的边缘。）人类对它的不理解，当然很可能带来人类未知的危险。目前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可以说就是科学危机的一个主要体现。试想如果没有科学，人类怎么可能使地球上的整个生态系统遇到这样大的风险？
另外，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资本的“进取”基础上的制度。资本的本质是要扩张，而资本的扩张就需要花费人力和物力，并且需要开拓市场容纳所生产的产品。这也一样会带来问题，在物质层面会导致消耗一些本不需要消耗的资源，从而使地球环境增加负担；在精神层面，为了促进消费，就有必要鼓励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让人们从消费中获得人生的意义感，而不是真正探索和发展每一个人自己人生的独特意义，这样实际上使人类精神最独特最伟大的那些方面受到了压抑，从而也破坏了心灵成长的环境。
道家的“无为”则可以缓解进取性所带来的问题，道家智慧启示我们，可以让人类的每一个行动，不是对自然的敌对、控制和剥削，而是自然而然的行动，是完全没有破坏性的行动。我们可以不掠夺自然界，不会不必要地改变自然界，从而也就不会遇到西方道路的困境：环境危机。
少数西方人也意识到了道家精神的意义，例如，心理学家荣格、马斯洛、罗杰斯等人都高度推崇道家精神。马斯洛所描述的“存在认知”，就和道家的“玄览”认知方式有一些重合，他所描述的高峰体验时人的行为特点，也显然和道家的无为的行动有相当的一致性。不过，从总体上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还不是“道家”式的。
未来中国能够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应该是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可以缓和过度进取的西方文化，让全世界的文化更为重视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为世界文化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当然，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因为道家真精神在中国总体上看，现在也是被掩埋着。并非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能遗传到中国的精神，实际上在现代中国能够真正理解道家的真精神的人寥寥可数，而要把道家精神发扬于世界，首先需要有人先能继承并发扬道家的真精神，然后还需要因缘聚合，使这样的道家真精神能够传播到世界。这个过程，也不是我们可以计划和强求的，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儒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道家是滋养中国人心灵的泉源，儒家就是安顿中国人心灵的居室。中国人归属于儒家，也正因为如此，当现在中国人回归传统时，就会有人想到祭孔，而不会有人想到祭奠哪怕是老子，更不会有人想到要祭奠韩非。
儒家是塑造了中国人性格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看看上个世纪前期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描述，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描述中大多是儒家给中国人带来的印记：中国人重视家庭生活，中国人礼数很多，中国人温厚而友善等，无不是源于儒家对中国人的塑造，了解了儒家，就大致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形态。
一、仁爱精神
儒家的核心是“仁”，仁是爱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人关注其他人、体贴其他人、爱护其他人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心。谭嗣同对仁的解释，应该说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根据谭嗣同的说法，“仁”就是和他人痛痒相关。如果我们因为病，手足感觉丧失了，就叫做“麻木不仁”，相反，能感觉到他人的心理，就是“仁”。一个“仁人”，因为能和亲人痛痒相关，自然会体贴关心亲人，爱护亲人如同爱护自己，自然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真正有仁心的中国人，外表也许是严厉的，也许是宽厚的，但是在内心中，他一定是善良的。如果他是长辈，他会关怀孩子们，乐于看到年轻人的成长和幸福；如果他是同辈，他会是一个好朋友，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成为你真正的及时雨；如果他是晚辈，他会尊敬老人，会很愿意为老人做事。这样的中国人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会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整个家庭中有一种淳朴的相爱的气氛。
试举一例，文坛领袖欧阳修发现新科进士中，有一个天才人物苏轼，于是真诚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种对后辈的奖掖中，就有仁爱。
心中有仁爱，则一个人居官，就会以百姓的安危祸福为念；一个人在野，也会关心天下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我们百姓最简单的话说，一个“仁义”的人，就是“心里有别人”或者“心里想着别人”、“心里惦记着别人”而人和人之间相互惦记、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心里想着自己，就创造了美好的归属感，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
儒家的仁爱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种有亲疏之别的爱，因为仁发端于血亲之间，之后才逐步扩展到其他人，所以对亲人的仁爱是更亲更多的，而对其他人则疏远一点。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一些问题和麻烦。
二、义的举动
在心，儒家所求的是仁，在行为，儒家所求的是义。
义的精神，是要求于我们的行为，要坚持我们应有的基本原则。哪怕是在很困难的情境下，也不能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表现，而这个表现就是最纯粹的“义”。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义人的事迹。精忠报国的岳飞、慷慨赴死的文天祥、牧羊于北国的苏武，都是义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无数英雄人物舍生忘死，为国家民族为保护百姓不辞赴汤蹈火，也都是义的体现。
这里不得不指出，由于后来的扭曲，现代人对义的理解有了一些偏差，比如，把义气理解为仅仅是对自己归属的主人或者对自己朋友的一种盲目的忠实。人们说关羽义气，只是因为他忠于刘备。这样的所谓义气，即使在黑社会也可以实现，只要在被警察抓住后，不交待自己的同伙，就可以称为义气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关羽之义，应当是指他忠于儒家理想，因而忠于汉王室，而不是仅仅忠于刘备。同样，黑社会朋友之间的友谊固然也有可贵之处，但是并非儒家所说的义。因为，做盗贼本身就是一种不义。
儒家对义有高度的评价，当义和利相冲突时，主张重视义而舍弃利。这实际表明了儒家心中义的价值远远高于利，这当然是不错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为了利益可以轻易放弃义，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那这个人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动物性”的人，是一个不能管理自己的本能的精神弱者。但是，后代一些人却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似乎追求利就是低劣行为的价值观。这样一种误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三、礼乐教化
儒本来就是负责主持礼仪的人，因此，儒家也擅长用礼仪作为手段来影响人心。儒家制定推广了各种生活情境中的礼仪，从婚礼、孩子出生直到人的死亡，每件大事都有相应的礼仪，而每天从吃饭、见面、交往到就寝也都有相应的礼仪，实际上仿佛把整个生活变成了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试图通过礼仪而使人的心灵得到修养完善。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调节工具，那就是音乐，孔子自己也非常重视其作用。在孔子被围困的危机时刻，我们看到孔子的行为是“弦歌不绝”。只不过，孔子的音乐教化方法并没有能够传承下来。
礼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一种注重礼节的性格。积极地看，它使得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得到了改善，使有教养的中国人更加温和有礼，善待别人。当然，它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得中国人更重视外表，重视繁文缛节，重视面子，而一定程度上反而忽视了人内心真正的感情。
四、转变和扭曲
世间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就连天下的恒星都在变化，更不用说地上的这些速朽的人类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了。
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成形，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转变。
第一次比较显著的转变应该说来自荀况，这位被称为荀子的大师，和孔子的最大分别是，他用性恶论替代了孔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只有后大的环境和教养才能使人成为善。他和孔子一样很强调“社会等级”的作用，但是，在心理层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孔子强调等级，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家为王”，主要为让更有品德的人在高位，能更有利于社会。所以在孔子内心，应当是赞同远古尧时期的“推举”制度，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肯定一个当时的现实规则，那就是国君的世代继承制度。作为弥补，孔子要求国君应当修养自己的品德。而苟况则从生物性出发，指出动物社会都必须有等级，但是不一定是最有品德的应该占据上位，而只是等级名分已定后就可以减少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荀况的人性观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于孔子和孟子。孔孟都非常强调人和动物的不同，虽然这个不同很小（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发扬光大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人超越动物界，正是孔孟的目标，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点不同才使得孔孟有了性善论。但是，荀况是把人和动物一样看待的，没有重视人和动物不同的那一点点，因此，就产生了性恶论。实际上荀况的人性观是把人当作动物，严格说不是人性观而是兽性观，性恶论应该是兽性本恶论。
当然，荀子也认为教养可以使人成为人，但和孔孟不同的是，孔孟认为人性的那些高贵品德是本来具有的，教养使它们广大，而荀况则认为那些高贵品德是外来的学习教养的产物。
另外，荀况还率先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
因此，荀况可以代表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化，难怪他的弟子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对儒家思想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扭曲过程，因此，我认为荀况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了。
第二次重要的转变来自董仲舒，董仲舒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家的内容融入了儒家，并把儒家思想教条化为一些更僵化的法则。上下等级之分，尤其变得更为僵死，从而使儒家成为了适合专制统治者使用的工具。之后，专制统治者都使用儒家作为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利器，儒家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儒家的精神却日渐没落了。这个过程也是儒家的扭曲和没落过程。
第三次重要的转变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中，有继承了董仲舒的成分，也有受到了西方传入的佛家影响而产生的新成分。佛家和儒家一开始是不融合的，尤其是佛家不关注家庭和孝道，使儒家难于容忍。但后来双方逐渐相互理解和融合，在佛家的激发下，儒家思想中超越性的、本体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发展。但是在整体上看，宋明理学也使得儒家教条僵化的程度增加了。从孔子淳朴而富有人情味的儒家，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更严苛的道德教条。对于儒家思想发展来说，宋明理学中有发展有进步，但是也有扭曲。
在一次次被扭曲中，本来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儒家，逐步成为了一副枷锁，锁住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专制统治也因此更加稳固。
儒家的最后一个转变是当代，在和西方思想交流中，主要是由台湾和美国华人中一些学者组成的新儒家学派，试图把儒家和当代西方思想结合，并已经初步有所建树。但是，这个过程依旧在进行中，对之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
五、儒家之未来
儒家是中国人最认同的思想体系，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消亡。
儒家的存在，仿佛一面旗帜，聚集起中华民族的成员。儒家如果不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也很难重新建立，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套用一个用俗到烂了的词说：意义重大。
但是儒家思想要真正能复兴，关键还是看是否能真正发掘出儒家传统的精髓，能够很好地分辨并去除两千多年中蒙上的灰尘浊物。而且，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从最根源处就有一些不够理想、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更需要有远见卓识之士能够予以修正。
处于当今之世，一种传统思想不和西方主流思想有对话是不可能的，而西方文化中一些伟大的创造，如平等、自由、民主等内容，如果不吸收进来，我们的文化也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更难于和其他文化相沟通。因此，发展儒家思想的时候，也必须充分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资源。
新儒家发展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封闭倒退，不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仅仅是钻回古代中国去寻找儒家。大陆一些有志者提倡读经运动，本也不错，但是却也出现了对“经”缺少拣选的现象，有些“经”实际上正是儒家糟粕，好不容易弃去，现在再拣起来，这不是复兴而是专制阴魂不散了。另一个极端，是过于受西方视角影响，仿佛只有和西方主流思想相融，儒家才能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话，儒家的独特性也将不复存在。
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中有必不可留的内容，比如等级制；也有很独特的贡献，比如从家常日用中修养身心的方法。而儒家对世界文化将能做出的最主要贡献，是贡献一种“和谐共存”的基本人生态度，以及“人不是动物”的基本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将是解药，解开西方从达尔文肇始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毒，因为丛林法则是动物的法则，而非人性的法则。
真正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个总结，大意是：西方文化处理的是人和物的关系，中国文化处理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印度宗教处理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世界文化的发展要从低到高，所以西方文化需要先发展，然后是中国文化，然后是印度文化。我对这个总结心悦诚服。当前，物质世界的文明已经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样发展的局限——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求是无限增加了，而地球物质资源的供应是有限的，不断追求物质消费的结果必定是导致环境危机。而且，单纯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如果我们的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就仿佛给一个精神不够正常的人去玩枪，比让他玩水果刀要危险得多。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儒家出场的时候了。
至于儒家能否出好场，这也要看我们中国人了。
法家是压制中国人的魔咒
从总体上，我认为法家是有毒的。虽然我也承认，在操作层面，法家有其独到的成就。
从心态来说，法家代表的是对人性的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对人性之善的深刻的不信任。在法家的眼中，人和动物一样，只知道利害而没有更高贵的心灵。法家不相信爱，只相信功利，不相信永恒的真理，只相信欺诈和权术。
因为对人性之爱的不信任，法家人物是孤独的；因为感觉自己要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因此法家人物不能不感到无力；因为无力，所以自卑；而为了超越自卑，他们只好幻想自己无比强大，强大到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地步；而为了维持这样的幻想，他们只能好大喜功，追求巨大的成功；而为了这样的成功，他们不得不利用他人，于是他们只好对他人施压、欺骗和引诱；而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内心的不安还依然如故，因为他们依旧是和所有人为敌。由于他们成功过程中对别人的伤害，现在的确其他人成为了他们的敌人，于是他们只能在惶恐不安中继续幻想、继续欺骗、继续压制别人——从而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
自秦始皇灭六国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中，虽然有时也能偶尔从地狱往人间探探头。——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这些推崇道家思想的帝王，暂时削弱了法家的影响，但多数时候中国人只是法家的奴隶。
一、魔王之兵器：法、术、势
法家的思想基础是，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只靠利害联系。在这样的前提下，法、术、势是统治者能够控制臣子和民众的三大利器。
法，不是西方所谓的法，是由专制者独断制定，而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强制要求。通过奖惩赏罚，被统治者出于趋利避害之心而服从这样的法。
遵守这样的法，就是做奴隶。因为，在遵守法的过程中，人失去了独立意志，而随从着专制者的意志。行为的动机不是人自己心中的愿望，更不是出于仁爱、同情或喜悦，人只留下了一个自己的意志，那就是趋利避害，保证自己的动物一样的生存。用马斯洛的心理学分类看，这只是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要，连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法家不能让人安全，因为没有他人心中的恐惧，就不会有安稳的奴隶。而人生命中所有更高更美的意志，都必将被法家的所谓法屠戮几尽。
忘记了是哪个法家人物，他变法使国家强盛，有人赞扬他的成就，而他大怒要杀死这些赞扬他的人。这看起来似乎难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听赞扬，而且气得要杀人？实际上，对于法家来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法家不允许被统治者有思想，哪怕是赞扬法家也是一种思想，今天他能赞扬，明天他就有可能批评，这是不能允许的。法家要杀的，是有思想的人，他需要的，是所有人都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利害，只知道服从，法家要人变成奴隶和机器。
术，也就是权术，在法家这里也变得格外阴险。“上下一日百战”，尔虞我诈是法家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在上位者，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不能让下属知道；或者挑起下属相互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或者找借口消灭可以产生威胁的人物，哪怕对方完全清白无辜……而在下位者，也学会了对付上面的方法，拉帮结派、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从而使得乌烟瘴气充斥天下。
势，也就是权势，是法家生活中人人所向往和争夺的对象。在法家的社会中，因为没有上帝、没有真理、没有良心，因此只要有了权势，一个人横行霸道就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依仗势力，当权者也敢于对任何反抗采取残酷镇压。
二、法家的未来
老电影《倩女幽魂》中，那个老树化成的老妖婆，最像法家的形象，她死死掌控着一切，更控制着倩女的幽魂，杀死所有活着的人。解法家之毒，破法家之魔咒，也许是未来百年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法家和专制遗毒是密切联系的，破法家之毒，专制魔王手中就没有了兵器，中国文化就可以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