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综述
关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王小强、白南生在其著作《富饶的贫困中》认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富饶的贫困，那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贫困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由于教育落后，观念保守，丰富的资源无法得到开发和利用。因而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是贫困地区的根本出路。
邹德秀先生在其《地区贫困与贫困地区开发》中指出，地区贫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贫困地区的问题，即区域性贫困，是一种综合征，需要综合治理。”“虽然产生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但我们治理贫困时，却只能首先从主观方面入手，这就像一幢房子，修建时从地基、从下面开始往上修，而拆的时候却是从上面往下拆。”贫困地区的治理需要优化经济结构，也需要控制人口增长，发展教育，引进人才，推动劳务输出。
赵曦认为，“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普遍落后所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低下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攻坚面临的最大困难。”“从国际经验来看，贫困地区发展的最大阻力来自低素质人力和低效率的生产以及严重不足的社会服务，如果不对穷人的人力资本作较大的投资，那么减轻贫困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由于长期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贫困人口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指标，贫困地区政府普遍重视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格局中，教育发展不仅不易得到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重视，而且贫困地区捉襟见肘的贫困地区财政筹集到足够的教育经费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必须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在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Bjorn Gustafsson和魏众研究表明，较高的户主受教育水平意味着较低的贫困率。高教育水平对从事非农活动有正面的影响。高教育水平和低贫困率间的一种可能的机制是移民到经济上更为优越的地区。教育对贫困的许多影响是间接的，教育主要通过影响一个人从事什么活动、居住在何处与拥有和控制什么来减轻贫困。他们认为，个人和家庭脱离贫困的首选是移民，其次是从事非农活动和计划生育。
蔡宝来、王兆璟认为在维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系统和各个子系统协调运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决定21世纪战略西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是人。由于人，特别是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劳动力，在维持系统平衡和协调运行以求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而素质低下的劳动力则对系统运行产生负面的作用。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确立教育“超级产业”的地位非常重要。当前，抓好现有劳动力后备资源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陆华杰认为贫困地区能否有效地扶贫、开发，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然资源条件，二是经济资源条件，三是人力资源条件。过去，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过多地强调前两个条件。从长远观点上看，人力资源条件（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条件）将是扶贫开发的核心，因为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经济资源的开发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先决条件的。扶贫开发应当适时地完成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入的转变。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它所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人的长期发展。从开发式扶贫角度讲，今后的扶贫方式应逐步从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方向过渡。从长远来看，虽然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会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但却会大大增加未来反贫困的潜在能力，这是中国能否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
以上学者都指出了开发人力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扶贫开发的关键。Bjorn Gustafsson和魏众认为教育可以促进农民迁移到发达地区，可以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进而帮助农民脱困。但是所有的学者都未能指出开发人力资源的具体对策，包括谁来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农民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是最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手段，如何保证投资与收益等等。这些文献都研究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但是没有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举进城务工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
1.2.2 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理论综述
1.2.2.1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
中国职业教育的实践发端于清朝末年，以发展国计民生，谋求国家富强为教育宗旨。1862年，马尾船政学堂建成，这里开始培训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20世纪初，社会各界振兴实业的呼声高涨，清政府对各类实业学堂从制度上给予肯定。学部奏折提出：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争，尤以求实业发达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辛亥革命之后，实利主义教育受到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视。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民族、民权的问题基本解决，应集中精力解决民生问题。他号召学界努力谋求建设之学问，要求在学校中对学生因材施教，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才。
蔡元培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教育方针五项内容之一。按照他的解释，今日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实利主义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故以当务之急也。”蔡元培强调实利主义教育为当务之急，并且把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等都归入实利教育的内容。这些主张，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对科技和应用人才的需求。
陆费逵认为，国民要自立，必须具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在他看来，实利主义教育不仅有利于开发实业，增进国力，而且可以高尚人格，养成人人勤俭、耐劳、自立自营之美德，开民智，新民德，推动社会进步。实利主义教育经蔡元培、陆费逵的倡导成为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潮。1913年8月，教育部公布实业教育令，以教授农工商业的必备知识技能为内容，分实业教育为甲乙两种：甲种施以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乙种施以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并将过去的高等实业学堂改为专门学校，分农、工、商及医学等。此外，还增设女子实业学校。
1916年，黄炎培组织了江苏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委员会。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学校。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了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当时，许多知名的教育家、社会学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和他们发起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学院等社会团体，有感于中国乡村经济凋敝、农民愚昧、学校荒废的状况，寻求救国之策。他们认为，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之农村，纷纷提出“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试图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达到改造农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这次乡村建设运动是近代中国农民教育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开端，他们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乡村实际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之路。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有组织、有目的；有理论、有实践；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要民族自救、民族振兴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从头开始。中国“已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是一点一滴的建设。”
梁漱溟倡导并建设的村学乡学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组成。学董由村长和有声望的热心公益者担任，学长是村中或乡中群众推举的齿德并茂者，学董和学长都由县政府聘任；教员不仅仅是教书，而且有推进乡村社会工作的责任，学众是一村或一乡所有的人。村学设儿童部、成人部和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国民小学的初小，白天上课，课程也与初小基本相同。成人部和妇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课，课程有识字、唱歌、军事训练，除此以外，各乡村小学还根据需要开设实用课程。结合农时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结合生活举办缝纫、烹饪班。乡学设立升学预备部和职业培训部。升学预备部是高小，职业培训部针对各村18-40岁的成年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业技术。
梁漱溟认为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的根本主张，是他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法宝。他认为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就是道路、方法与目标的关系，教育是实现乡村建设目标的道路与唯一方法。
与梁漱溟同一时代，开展乡村建设试验并努力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还有晏阳初。1920年，他受中国青年会的邀请主持了长沙、烟台、武汉的城市平民识字教育试验。1923年，他与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试验。30、40年代，开始定县实验县、衡山试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的平民教育计划，开始了平民教育的新阶段——乡村建设运动。
晏阳初认为中国当时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其根本是人的问题。由于农村人口占80%，因此要特别注意农村人的问题，在农村又要特别注意青年男女。在全国四亿人中，农村青年至少有8000万，只要把这8000万农村青年改造出来，无论什么国耻也雪得掉，一切建设也都有了巩固的根基。因此平教会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在平民教育中，他们发现了中国人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四种。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针对中国社会的这四大病，他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了“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教育三种方式连环进行的设想，力图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以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