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民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西部农村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整体素质比较低，这已成为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开发西部农村人力资源要从农村基础教育抓起；重视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拓宽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培养大批西部农村经济建设能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
王凤云提出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力。要重点抓好外出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
田培仁认为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及技能水平直接决定转移的速度和稳定性。对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要做好以下培训工作：一、贯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举、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原则，推动国家劳动预备役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二、组织和引导农村职业中学、乡镇成人教育中心等与外地经济发达地区用人单位、劳务中介机构对接，签署合作协议，建立集职业培训、科技传播和比较固定的劳务输出为一体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机制。形成订单培训、定向输出的农村青年培训新方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农村的繁荣与稳定。
雷世平认为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只能实现低层次、不稳定的转移。近年来，外出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在增加，但必须看到，由于自身素质的影响，他们转入非农产业从事的都是农产品的粗加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建筑业、服装业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在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转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敢完全摆脱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仍然利用闲暇时间或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具有季节性特点，农闲务工经商，农业转移的劳动力近60%具有兼业性，属于亦工亦农的转移，他们大多数人的就业并不稳定，能够完全脱离农业在外定居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不稳定的低层次转移，一旦受国家大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就很容易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回流的现象。因而发展职业教育减少低素质劳动力供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治本之策。
韩云鹏认为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或者说办学定位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字的理解太狭窄，往往局限于传统农业；二是对培养目标的定位太落后，仍然局限于培养“不离土，不离乡”的“扎根派”；三是对农民和就业市场的新需求不适应，仍然在开办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对农村青年毫无吸引力的传统专业；四是把农村职业教育局限于高中阶段或者职业高中，忽视了大批不能进入高中阶段的初中毕业生，而这些占初中毕业生60%以上的农村青年更加迫切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此外，我国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模式比较僵化，片面追求学历层次，忽视职业培训。可以说，农村职业教育近几年的招生难、办学难、学生就业难和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定位不准，模式僵化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农村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的动态发展中，农村职业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动态变化。要重新确定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广大农民的不充分就业问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
张红宇认为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十分重要。从满足经济发展对就业岗位的要求来看，今后一个时期，职业和技能培训要突出几个重点：其一是强调专业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专业培训要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做到与岗位需要紧密联系。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主动与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定向培训。其二是搞好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帮助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及时了解有关劳动工资、社会保障、投资创业等方面的政策规定，熟悉《劳动法》、《安全生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他们预防和处理不测事件的能力。其三是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农村劳动力转业培训。要充分利用现有农村中小学、中等农业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现有的培训场所、设备、师资等资源，开展远程教育，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和夜校等，搞好农村劳动力转业培训工作，为农民的分工分业创造条件。其四要提供信息服务。要建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管理档案，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与就业状况。积极引导农村劳务服务中介组织的发育，多渠道开展劳务信息服务。在培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努力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的服务管理融为一体。
张传燧等人认为要使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相适应，首先要改变封闭的办学模式，调整不合理的教育结构。到目前为止，农村很多成人学校和职业学校，办学模式封闭，培养目标单一，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陈旧，脱离城乡二、三产业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转移的实际需要。教非所需，学非所用，学生、家长和农村社会对农村职业中学失去信心和兴趣，导致生源困难，效益不高，这是农村成教和职教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片面追求正规化，盲目追求数量不顾质量，摊子铺得过大，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具备办学条件，也是很多职业学校感到维持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采取外向型、开放式办学模式，主动适应农村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是农村成教和职教的必然选择。其次，要采取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应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需要出发，做好多种形式的短期培训和岗位培训工作。农村劳动力特别需要一些投入少、培训周期短、见效快、通俗易学实用的职业教育项目；应把职业培训与训后求职联系起来，使职业技术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选择职业，提高收入。应把职业技术培训作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能力。同时还应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生活、保险的政策、法规和一些基本的法律、政策教育（如《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培养农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开拓精神等。由于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各部门的联系直接而又密切，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办学在实施转移培训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各级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向规范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形成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多渠道办学的新格局。
朱启臻认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必须与成人教育融为一体，要面向农民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职业教育新体制。从根本上转变农村职教的办学方向。农村职业教育不等于只是兴办职业高中，也不能由教育部门一家唱独角戏。要在当地政府统筹下，组织动员农业、科技、乡企、农机、水利、水产、林业、供销、政法、金融等各部门参加，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农村职教要走出跳农门、搞学历的误区，而应该把坐标定在改造社会，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和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农村职教要彻底改革普通中学或者中专学校办学模式，要以短为主，走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办学的路子。
袁丽英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农村经济、社会形成协调发展、良性循环的机制，极为重要的是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结构相适应，但目前两者的错位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培养目标不适应。培养目标狭窄，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有些学校片面地认为农村职业学校就是培养具有熟练技术的农民和工人，对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能力重视不够，致使学生走上社会后缺乏良好的职业适应性；学校培养目标的划一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相脱离；二、专业结构不适应，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应与国家、省及各地区产业政策相适应。但目前农村职业学校专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失衡现象；三、层次结构不适应，初中高级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失调；四、布局结构不适应，多年来学校布局小而散、专业布局重复无序的不合理状况依然严重存在。布局不合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限的教育资源难以优化配置，造成人为的浪费现象，且规模效益大大降低。
汤敏提出要把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当成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切入点。贫困地区的农民很难走出来进入城市，他们对城市不太了解，他们很害怕，这在市场中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能通过培训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农民，使他们跟富裕地区的农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就可以加快他们的进城速度。在中等职业扩招的过程中，首先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走出来，把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中等职业学校应当民营化、市场化。中小学教育最好不要营利，但是职业教育可以营利，因为只有利益驱动，才有企业去投资。
对于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研究不少学者和专家进行了实践、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不少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然而相对于普通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少得多，对于农民的职业教育关注的就太少了。对于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的关注和研究就更是少得可怜，在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农民以及农民培训的相关组织机构的实践。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农民职业教育应该适应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应该相应的调整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然而对于如何推进农民职业教育缺乏深入的研究，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牵扯到很多问题，农民非农职业教育的本质、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供给主体的问题、职业教育投资的问题、职业学校的管理问题、就业指导的问题以至师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充分的研究，农民职业教育的政策就会出现偏差，农民的职业教育实践就会在误区中打转，永远走不出困境；农民实现较为稳定的就业，进而脱贫解困的愿望就永远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目标也就难以达到。本书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希望能对农民就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