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过渡性
西安的民工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王汉生在《当前广东外来劳动力的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中称之为“过渡性劳动力市场”。从交易的场所看，很多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在街头巷尾，在人流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自然形成的。这些地方甚至连遮风挡雨的设施都没有，一阵雨来了，所有的人就鸟兽散了，市场顿时化为乌有。西安市碑林区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在环城南路兴建了可以遮阳避雨的劳务市场，但是场地规模不够大，高峰期时里面拥挤不堪，7月份里面高温难耐，有不少民工还是占领了马路两旁的人行道。这个市场挂的牌子是碑林区临时劳务市场，管理人员也是临时工，其过渡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性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工作岗位。这一市场提供的工作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晋升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和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提供的工作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恰恰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工作岗位是在小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居民家庭里，跟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差甚远，因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边缘性的，被主流社会长期漠视。只有处在社会边缘，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这里寻找工作，很少见下岗工人来这里，更不要说大学生了。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引起了一程度的重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要完成从观念层面到政策、制度、操作层面的根本转变还有一个过程。
由于目前为农民工服务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自发性、原始性、灵活性、季节性、过渡性、边缘性的特征，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严重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就业。由于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需求空间有限，而进城求职的农民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农民在城市非农部门就业困难重重。
此外，城市下岗职工的竞争也给农民进城打工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城市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在实施兼并、重组和破产的过程中，出现大批下岗的正式职工，他们仍要重新就业。城市政府为解决下岗失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限制农民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和工种，积压了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这就加大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
3.1.3 农民自身素质对其非农就业的约束
除了诸多客观因素阻碍着农民的非农就业以外，许多主观因素也阻碍农民进入城市或者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
第一，农民思想观念的约束。农村地区的种种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以及贫困地区农民比较保守的思想观念，严重的束缚了部分农民到异地寻找就业机会。思想观念保守主要体现在对新事物的接受上，对新的技术、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的接受和认同上。
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城市少，城市化的进程相对缓慢，农民距离城市较远，思想观念保守。贫困地区更为封闭，先进的文化更难进入，所以贫困地区的农民思想观念就更为保守。很多从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来看，贫困地区的人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592个贫困县，东部地区有105个占总数的17.7%，中部地区180个，占总数的30.5%，位于西部地区的307个，占总数的51.8%。我国的贫困地区可以分为22个区域：沂蒙山区、闽粤山区、五指山地区、努鲁尔虎山地区、毛乌苏地区、太行山地区、大别山地区、武陵山区、井冈山赣南地区、九万大山地区、桂西北地区、吕梁山区、陕北地区、三西地区、秦岭大巴山地区、乌蒙山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海东地区、海西地区、西藏地区、南疆地区。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崎岖的高原。
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不平，相对高度大，沟壑纵横，地面破碎，交通极为困难，和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比较少。这里的人际关系较为单纯，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结合，业缘关系比较淡薄；人们居住比较分散，基层社区多为零星分布的散村社区，或规模不大的集村社区，集镇社区很少。由于和外界交流少，商业文化意识淡薄，群众观念守旧，竞争意识不强。三十亩地一头牛，娃娃老婆热炕头的生活理想还比较流行。
从历史上看，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较晚，商业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在这里的影响还有限。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东部地区就被迫对外开放五个口岸，后来增加到十几个，二十几个。外国人在东部开工厂、建洋房、设银行，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也主要是在东部地区进行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从东部开始的，最初的五个特区都在东部。而中西部地区，在明清时期就比东部落后，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
唐五代以后，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就日渐凋零。宋代至清代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儒家经典，学生通过科举考试筛选，先乡试，再会试，步入仕途。清代西北地区乡试考点只有西安贡院一处，甘肃、宁夏、河西和新疆的士子只能千里迢迢来应试，参加考试耗时长，耗费多，抑制了西北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清朝末年，洋务派提倡西学，京津和南方兴办外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军事学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可惜这股西风没有吹到西北地区。1902年甘肃创办甘肃高等学堂，1912年陕西才开始筹办西北大学，1931年筹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直到抗战时期，华北地区一些高校迁到西北，才推动了西北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四十年代这些学校刚刚迁入，还处于不断的迁校和建校过程中，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建设人才。抗战胜利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学校和各种文化机构又都迁回东部去了。新中国成立后，边区的学校和文化团体几乎都迁到北京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部地区的人们受到外界的影响少，工业、商业文化、现代政治和科学文明的濡染有限，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接受新信息的能力有限，导致农村人口思想保守、行为守旧。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会使人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有人认为，农民的理性是生存理性，他们的行动原则是以维持生存为最高原则或底线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少，积蓄有限，因而他们宁愿坚持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风险最小。中国农民因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投资，传统的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投入的主要是劳动力，加上中西部地区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因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因而这种方式是风险最小的。如果让他把微薄的积蓄或者不多的一点口粮，用于投资，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了。因而他们天然的厌恶风险，只要能活下去，他们是不愿去冒险的。他们一般也不愿意负债，因为一旦负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还债是不容易的。只有没有风险的事情他们才肯去干。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接受新的技术、从事新的职业都是困难的，因为应用新技术是需要成本的，学技术也是要投入的。不少农民甚至不愿意买一本几块钱的实用技术的小册子，他们是真正的实用主义。当然农民还是理性的，只要他们认准风险小，有利可图的事情，他们也不会让机会白白错过，农民工们出门闯天下就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外出打工的人还是少数人，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出来打工还是因为思想观念保守，厌恶风险。
第二，农民文化技能的约束。农民的文化技能是又一个阻碍农民就业的障碍，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在这方面的障碍就更大。在日益市场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里，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学习和积累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这种社会制度来完成。但是，现代学校教育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的，它比私塾和学徒制的费用要高得多。由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加上多年来实行分级办学制度，乡村教育主要靠群众集资和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办学。这就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农民接受的文化和技术教育非常有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对个人来说，它可以使个人未来的收入更高；可以使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更高；可以使个人未来身体更健康；可以使个人获得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时间的能力。对社会来说，教育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工业投资的效益；可以促进就业；可以使社会分配趋于平等；也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一种信号作用，接受较高的文化和技术教育，意味着此人具有较好的智力、知识和能力，也就意味着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教育促进就业和社会分配的前提是人们接受机会较为均等的教育，不平等的教育会加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教育之间的巨大差异。贫困地区文盲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落后，这成为农民就业的大障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状况单位：%
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法律、政策将逐步取消，然而，许多行业和就业部门在就业中树起了新的门槛——文凭。就业由先看身份，再看能力，逐步向不看身份，只看能力过渡，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无论是所谓能力导向的国家就业准入制度，还是用人部门的文凭主义，都是农民就业的障碍。因为在教育投入偏向城市的前提下，倡导国家就业准入制度，实际还是对农民的一种隐性的就业歧视。
3.1.4 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约束
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朱国宏）；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资源的能力（边燕杰）等。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是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的，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具有较高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