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初步剖析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既是农民增加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也是公共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
首先，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是农民增加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农民由于是在农村社区长大成人，长期生活生产在农村社区里，他们最基本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研究发现，如果把人际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那么，在美国社会，弱关系是传递就业信息的主要桥梁，因为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的，对找工作的意义不大。所谓强关系是指联系紧密、接触频繁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初级群体之间的关系。弱关系是指联系不紧密、接触较少的社会关系。在农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中，主要是强关系，弱关系非常少。这就决定了农民在寻找非农工作机会时信息渠道是有限的，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依赖亲戚和老乡来找工作。如果农民能拥有并利用弱关系来找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农民的职业教育既可以增加农民的强关系，也可以增加农民的弱关系，还可以使农民有机会利用更多的公共社会资本。农民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主要是亲戚、邻居、老乡和同学等，参军复员的农民还有战友等社会关系。传统社会中还有通过结拜、认亲等方式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类关系现在已不多见。正像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的，通过这些关系获得的有用信息和资源很有限。马九杰、孟凡友关于深圳农民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区的农民，他们的社会资本主要基于传统的亲缘地缘网络，这决定了获取城市迁移和择业方面信息渠道的单调性。现有的调查资料表明，有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工作信息，有75.4%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在很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进城很少到劳务市场去找工作。主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农民进城打工在劳务市场被欺骗的事情发生。
参加职业教育和训练可以使农民增加个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是增加了学员的同学关系，通过参加共同的学习培训，学员们增加了一批同窗。社会上流行着关于紧密的社会关系的顺口溜中就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事实上，许多学员日后在求职过程中，同学关系确实能提供有用的信息。蓝田县的厨师学校培训了大量的厨师，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有不少人到国外去工作。他们之间传递工资、就业机会等信息，使不少人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也有的人因饭店倒闭等原因暂时失业，他们也多是通过同学、同行寻求就业机会。第二，通过学习培训，这些学员增加了师生师徒关系，因为这些师傅和老师们年纪较长，经验较多，社会关系较为广泛，可以为学员们求职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除此以外，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建立了权利义务关系，在校期间是学校的一员，走出校门就是学校的校友。学校对学员的就业负有指导、推荐的责任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技术学校重视学员的就业安置，学校和培训机构具有劳动就业的中介服务功能。农民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就和学校建立了个人和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扩大了学员的个人社会资本。因为职业学校作为一个组织，拥有更多的资源。作为专业化的教育培训组织，在一个行业和领域里长期经营，会比个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信息。综上所述，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
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还是公共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它不但增加了个人社会资本，同时，还增加了全社会的公共社会资本。所谓公共社会资本，是可以为社区、国家、民族或社会多数人共享的社会资本，比如民族传统、文化、社会风尚、法规制度、宗教机构、社会团体、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社团发达，社会关系和谐，人们遵纪守法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就高。公共社会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平台，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高，经济社会发展就迅速，人们就会更富足、更幸福。它可以降低人们社会活动的成本，或者说降低人们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
职业技术学校不但传授职业技术，还要进行思想文化教育，要促进学员的劳动社会化，进行法律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农民的非农职业技术教育还要对农民进行行业文化、城市文化的教育，促使农民在就业之后能和工商企业组织和城市社会和谐相处，使农民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减少未来工作生活中的冲突和摩擦。农民接受社会主流文化，可以使城乡之间有共享的文化、规范，并使城乡居民之间容易理解和信任，这本身就是建构公共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从目前看，农民从事非农工作之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较少，职业培训机构也忽视农民的劳动社会化和城市社会化，是农民在城市发生大量的失范和越轨现象的重要根源，也是城市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出现矛盾冲突和农民工被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民职业教育机构还应当教育农民了解社会以及社会是如何运行的，社会上有哪些社会团体，他们有哪些作用，如何加入社团组织；社会上还有哪些政府机构、准政府机构，尤其是和劳动就业相关的机构，他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助；社会上有哪些劳动中介机构，如何利用，如何避免风险。农民个人和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之间有效的链接和整合，建立和谐的关系和信任，可以增加公共社会资本。
陕西蓝田、渭南、咸阳的众多民办职业技术学校都在教学实践中对农民的城市社会化、对公共社会资本的建构有所涉及，但是多数学校没有认识到其对农民就业以及对全社会的意义。在北京的富平职业技术学校的农民培训过程中，在国际计划（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发展机构）的大龄女童职业技术培训项目的执行中，农民的城市社会化、农民的非农劳动社会化以及个人社会资本和公共社会资本的建构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国际计划的大龄女童培训项目是委托咸阳扶贫职业技术学校、渭南富源职业技术学校和蒲城城市职业中学完成的。国际计划和以上三校签订了委托培训协议并定期对其培训工作进行评估，工作安置之后还进行跟踪评估。在协议中对学校的课程设置进行了限定，促使学校改变只重视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倾向，要求学校重视职业道德、劳动态度的教育，重视文化教育，要求学校重视学生的就业指导，要求开设劳动权益保护、青春期教育、城市生活常识等课程。
北京富平职业技术学校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投资兴办的非营利培训机构，主要培养家政服务员。由于学校的公益性质和行业特点，他们更重视学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诚信教育，注重学员的权益保护教育。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学员守则，以及家政服务员工作守则。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是他们培训的核心内容。
国际计划和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培训效果以及他们的学员就业状况要好得多，学员的适应能力很强，和雇主的关系比较融洽，处理冲突和纠纷的能力较强，工作相对稳定，报酬也较高。
因而我们认为，农民的非农职业培训的过程是农民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包括非农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和农民的城市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增加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和公共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这就要求在职业培训中克服太过功利、只重视操作能力的倾向，重视学员的综合素质教育，重视学员的文化教育、法规教育和道德教育。简单地来说，就是要让学员既要学会做人，会做一个城市社会人、一个现代化的人，也要学会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