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外包的问题和副作用
无论是客户和公司，都会发现离岸外包存在一些问题。
消费者对于设在国外的客户服务呼叫中心提出了不少投诉：外国口音很难听懂。服务人员不熟悉消费者所提问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只是机械地阅读手册。工人也会遇到问题。由于时差，在印度的客服工人需要在晚上工作。有些人觉得相对较高的薪酬值得对他们的生活的扰乱，而其他人则选择辞职退出。由于客户满意度、培训、没有达到预期的开支节省等问题，导致一些企业发现离岸外包对他们并不合适。（有些公司不得不做出其他节省开支的安排。例如，一家连锁酒店和鲜花销售商同意共享他们位于美国的呼叫中心的员工。）
把项目离岸外包的公司员工，发现他们需要新的工作技能。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可能需要管理在其他国家的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发现，他们必须在另一国家的工人们工作时间内安排自己的会议。
一些小型技术公司已经发现，由于印度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已经迫使其工资水平上升。一位美国企业家说，他在印度雇用的工程师的薪金，在两年间从美国工资的25%上升到了美国工资的75%。因此对于他的公司来说，继续雇用他们已经没有价值。
对于离岸外包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新事物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发现它们，并为它们寻找解决方案、适应变化，或决定不使用某些选项。基本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离岸外包目的地的工资一定会上涨。当在本国和目的地国家的工资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再大到足以覆盖离岸外包的其他开支的时候，这一趋势就会有所下降。“如果产品跨越了边境，那么就不会再有子弹跨越边境。”
——未知来源[9]
雇用外籍劳工的道德问题
关于离岸外包，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上存在很大争议。在本节中，我们运用一些第1章中讲过的道德理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分析离岸外包的实践。对于如何区分经济优势和伦理争议，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限制一些行业雇用外国工人。这里讨论可能会对这种立法的道德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下面是我们要考察的场景：
假设你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经理，即将要开始一个大型软件项目。你需要聘请几十位程序员。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和软件交付，你可以在另一个国家，以比自己国家更低的薪水聘请到这些程序员。你应该这样做吗？
为了讨论起见，我们假设该软件公司总部位于美国，而这位经理需要在美国和印度程序员之间做出选择。
在本案例中，受该决定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你可能会聘用的印度程序员和美国程序员。为了激起一些关于这两个群体的看法、问题和观察，我们将使用功利主义和康德的原则，即把人本身看作是其生活目的。我们该如何来比较这两个选项对于效用产生的影响？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聘请的员工的数量应该是大约相同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他们的国籍，就给一组程序员的效用赋予较高的权重。我们是否应当根据每个程序员的工资是多少美元来权衡他们的效用呢？这样的观点会倾向于聘请美国程序员。还是说我们应该通过比较其工资与每个国家的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来权衡其效用？这样就会倾向于雇用印度人。对于单个程序员来说，从工作中获得的效用还可能会依赖于是否存在其他工作机会。在美国或者印度，是否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赚取相同的收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计算程序员的净效用，取决于一个人如何评估每组程序员的工作效用。
如果我们应用康德的原则，那么会如何呢？当我们雇人来完成某工作时，我们正在以一种受限的角色与他们进行交互。我们其实是在做一种交易：用货币交换工作。程序员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合理的价格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康德没有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人当作是达成某个目标的一种手段来结束，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他们当作手段。康德的理论在这里似乎没有太大帮助，特别是如果我们观察到，从目标和手段的分析角度来看，是否雇佣的决定并没有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两国的程序员。
那么，你付给印度程序员比美国程序员更低的工资，是否意味着你利用了印度程序员，而且可能是在剥削他们呢？有些人认为这对于美国和印度程序员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印度人收取了更少的钱，来获得这样的就业机会。然而，在逻辑上我们也可以推论出：向美国程序员支付更高的薪水是一种浪费，或是慈善行为，或者干脆是冤大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薪酬水平比其他的更加“正确”呢？买家都想要少花钱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卖家则想要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获得更高的价格。在本质上来说，选择相对便宜的产品。服务或员工，本身并没有什么不道德。